从“空间转向”的视角来重新思考的话，斯金纳一直在谈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世界，这样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这是在以西方为历史依据的考察中所得出的结论。这样，西方政治思想中发展出的现代性是否作为现代性的标准适用于其他地区，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性和非西方的现代性又能否等同一致。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政治空间中发展出了对政治的不同理解，显然具有各种差异性，这与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关系。因此，当我们在反思斯金纳所表述的“现代”政治思想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自身，如何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甚至在竞争性的不同概念和群体中来理解政治思想的“现代性”。是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中，还是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中来考察每个民族和国家对政治的思考，从而提炼与概括出“现代性”的内涵。对此，正如有些思想史家所批评的那样，斯金纳所追溯的国家概念，以及对它的定义几乎完全是从其内部的、国内的或内政的角色来考虑的，很明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尚未成为政治学或历史分析的重要对象。(27)由此，政治思想现代性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思考路径。
    另外，尽管斯金纳使用了一些小人物的材料，但重点还在于像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这些大思想家，他们都属于政治精英。那么，普通民众是如何讨论国家概念的，他们的国家认同以及对国家概念的现代演进起了何种作用，这些在斯金纳的这本书中都没有得到体现。因此，现代国家形成就缺失了普通民众这个重要的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样的国家概念的现代性表达只是一种精英的构建。因此，就现代性的形成是由多种力量博弈的产物而言，显然这还不够完整。
    对此，同为“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的波考克给予了辩解性澄清。他说：他不太关心政治思想成为“现代”的时刻，也不关心不管以什么为题的“基础”。他不曾介入--他觉得斯金纳也没有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他注意到意义发生变化的“现代”这个词项被使用的若干历史时刻。(28)斯金纳自己也说道：在写作这本书时，本想有个宏大的计划，之所以放弃原先的计划，是因为认识到，在政治思想中追溯所谓的现代性的兴起，这一想法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问题。(29)所以，斯金纳在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都改变了提法，例如在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中，斯金纳从系谱学的视角来考察主权国家这一问题，而不再是简单地使用“现代国家”或“国家的现代性”这样的表达。(30)
    回顾“剑桥学派”对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这体现了目前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取向，就是从思想史的维度来反思现代性的成长以及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如果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就是着力从社会和政治核心概念入手来解释欧洲现代性的要素，以及支撑其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石。尽管这一研究需要在全球性范围内来展开，但由于欧洲在现代性成长的时间序列中走在了前列，也率先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因此，目前学界已经从梳理和研究这样一些概念入手来展开研究。
    在欧洲现代性的成长中，市场一直是其重要的基础，现代社会也就意味着在经济层面上构建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成为亚当·斯密所说的“商业社会”。那么如何理解市场，是否如一些思想家所说的，这是一种自然和自发而形成的秩序，市场的运行会自动带来公正。这些问题长久地伴随着欧洲现代社会的成长，在学术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都始终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将“市场”置于思想史的维度中来考察，“设法解答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及相伴随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种规章和协调是如何被设想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规范的思想史是如何影响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对市场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场的甚或批判市场的思想和实践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演进的?这本论文集转换视角，不考虑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问题，而是考虑思想、语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观点，以此来推进有关市场所受影响的争论”(31)。这样的考察在研究主旨上打破了原先的国家和市场两分的研究方法，而是将思想观念引入作为另外一种市场形成的力量。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通常人们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远非自发形成，而是植根于一定的思想观念之中，并在其不断的博弈中形成不同的市场模式。因此，对“市场”这一概念的思想史研究，将会为人们展现出这一复杂的演进过程以及多样性的市场特质，进而改变我们对“市场”这一社会经济空间所持有的简单与偏狭的理解。
    在欧洲一些学者看来，从市场出发，自然也涉及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既是形成市场特性的要素，又是市场安排和运行的制度性保证。并且，其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要去解答：“商业统治是否比美德统治更有利于发展与保护自由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何种自由?商业、美德与自由是如何与政府形式，包括最重要的即最清晰地设置了财富-美德二分法的共和主义形式产生联系的?”(32)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共和主义”，直到今天，这一研究热潮仍然方兴未艾。在复兴共和主义研究的一批学者中，应当首推“剑桥学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对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挖掘了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这些研究成果相继反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33)而斯金纳对共和主义的研究不仅在学理上拓展和丰富了关于“自由”的含义，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思想史研究的“共和转向”(34)，不断深化了人们对共和主义类型、内容和内在价值的理解。(35)
    和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转向有关，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从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现代社会的形成。例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乔易斯撰写的《自由的法则：自由主义与现代城市》一书，借鉴法国思想家福柯关于“治理”的理论，作者希望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是，流行于社会之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如何成为建构社会实体性内容的力量。在一个社会中，特别是在一个城市中，如何将思想观念化为实践，最终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以及按照这一理念来进行治理，使得在这个社会建构起自由主义的空间体制。为此，作者并非从思想家的著作文本来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考察，相反，他是发挥出高度的想象力，将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研究的“文本”，选择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座城市进行研究。进行这一考察的意义就在于，它实现了研究“文本”的转换，这对思想史研究而言是一种新的开拓。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通过考察这一思想观念变成为一种社会治理的理念以及对治理实践各环节的细致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知晓，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社会的空间如何在不同的力量博弈中被建构，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思人们自身与这一空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得一种“自由”。因此，对社会空间的研究也会是未来“空间转向”考察的重要内容。(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