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兴起》在彰显全球视野的同时，给予西方文明一种切合太空时代背景、贴近美国现实需要的历史定位；在对世界历史进行整体性叙述的同时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对包括技术、生态等因素在内的各文明之间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则使全球史的理念从思辨和实证两个层面获得了结合，从而克服了此前同样提倡宏观历史的文化形态学派在世界史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以及传统的兰克实证主义方法过分推崇琐碎细节研究的局限，因此该书广受好评。例如，1964年，《西方的兴起》获得美国历史与传记类国家图书奖。1986年时任美国世界历史学会主席的凯文·雷利高度赞誉麦克尼尔，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一种运动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应归功于他。(19)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兴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性贡献。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方的兴起》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甚至被批评带有某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20)麦克尼尔自己也认为，“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理解世界历史的方法，其方式与美国对当时世界的体验相一致”，“《西方的兴起》倾向于与强者一道前进，从胜利者的角度看待历史”。(21)1990年，麦克尼尔在《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中，坦承《西方的兴起》“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是，当它强调跨越文明边界的相互作用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今天生活的生存圈世界体系的产生。相反，在组织本书时，我只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概念，即一系列的繁荣先体现在一个文明中，然后又体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明中，而我们本应该为生存圈的进程留下余地”。(22)实际上，其不足就是缺乏对世界历史纵向整体进程的充分探讨。而这一点对一本全球视野的世界通史著作而言显然是内在的必然要求。此后麦克尼尔又在1976年出版了探讨疾病的历史作用的《瘟疫与人》、1982年出版了探讨技术与权力关系的《权力竞逐》、2003年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合作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努力从方法论角度完善这种重视世界史(特别是通史)中“不同社会、不同文化间关联(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发展)”(23)的研究范式。《人类之网》的核心思想在于：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各种网络(即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输送、协调着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而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地球的历史。(24)《人类之网》确认了《西方的兴起》关于不同社会互相关联、而社会变革往往是与其他社会发生接触之后的产物这一方法论原则，同时努力兼顾纵向全景，用网络的发展历程来体现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2010年3月，麦克尼尔在致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的信中明确指出，全球史学者试图理解并描绘人类事务的方方面而，思考如何实现跨越时空永无休止的互动。(25)上述全球史实践反映了麦克尼尔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思考，也使他屡获殊荣。例如，2009年，因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麦克尼尔获得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发的国家人文勋章。
    杰里·本特利同样注意到全球史方法论的重要性。本特利认为，“在考虑不同民族组织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的同时，世界历史还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26)1996年，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的分期》一文中提出，对跨文化互动进程的研究有利于展现出各民族发展历程的传承与变化方式，把跨文化互动作为世界历史分期的标准有助于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方法。(27)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本特利指出，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分期问题，但从全球视角撰写了整体的世界史，他从包括麦克尼尔在内的学者的研究中获得了灵感。(28)而帕特里克·曼宁也认为，本特利的这种设想阐明了当代世界史学家可能都会支持的一种方法，为这种方法奠定基础的则可能是麦克尼尔。(29)可以看出，曼宁在这里的措辞非常谨慎。不过，将曼宁与本特利的观点结合起来，仍然可以佐证西方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的发展历程。曼宁还进一步指出：本特利在世界史领域提出的跨文化互动范式能够把各个文明的历史放置于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当中；而且，在“跨文化互动”这个命题中，本特利使用的不是名词“文化”，而是形容词“文化的”，实际上避免了学界对文化是否能作为界限分明的实体而存在的长期争论。(30)
    2000年，杰里·本特利与赫伯特·齐格勒合作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出版，成为又一部畅销的世界史著作，2003年、2006年、2008年、2011年分别推出了修订版。《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完整地呈现出本特利对跨文化互动的理解，他将世界历史的两个焦点确定为传承与交流。传承关注的是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是各民族自主设计的管理自身社会和事务的方法；交流关注的是交通、交流和交换的网络，这些网络通过多种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把各个社会联系在一起。(31)传承与交流共同展现出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本特利将跨文化互动的研究方法理解为探讨不同社会或文化的独立与交往之间的联系，探讨造成这种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32)在1996年的《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的分期》一文中，本特利根据推动跨文化互动的不同动力，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前5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现代时期(1500年至今)。这种六阶段分期法在《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扩展为七阶段，分别是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前500年)；古典社会的形成(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代(公元500-1000年)；跨文化交流的增速(1000-1500年)；全球一体化的缘起(1500-1800年)；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当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33)这种世界史框架表明，本特利的跨文化互动研究通过传承与交流的纵横支撑，在麦克尼尔的关联研究的基础上，把世界史(尤其是通史)的研究和编撰推向更具体明确、更有可操作性的新阶段。也正因此，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中的学术成就颇受西方全球史研究者的好评，被柯娇燕视作跨文化互动研究“最著名的实践者”。(34)2011年7月，由于在全球史研究和教学领域贡献卓著，本特利获得美国世界史学会授予的“世界历史先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