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美国是西方全球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什么全球史在美国获得显著发展?在各种原因中，正如有西方学者指出，全球史本身这种调整也意味着“与一个新世界帝国的出现相平衡，而这个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与地球有共同的空间(正在兴起的美利坚帝国)”。(55)如同当年“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56)的黑格尔，或者明确主张“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57)的兰克，各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及现实需要，西方全球史研究者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构建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全球史重视跨文化互动研究。“互动”一词本身含有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含义。(58)由于历史、现实与未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全球史强调跨文化互动的潜台词之一，便是试图从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推导出认识现实和理解未来的客观性。全球史的发展表明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包容性不断扩大，这一方面是现实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在这种扩大中，西方对自身的界定更加明确，对自身历史的阐述与认同更加清晰。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西方的主体性叙事，总是力图把他人作为“环节”或“阶段”包括在自身的“普遍历史”里面，把他人简单化，把自己复杂化；把他人空间化、物化，把自己历史化、精神化；把他人的历史连续性割断，把自己的历史断裂性联结弥合起来。(59)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在此方面也显露出自身的问题，即如何把握历史叙述内在的平衡，怎样对发生交往的双方或多方主体的历史作用做出准确的界定与判断。“欧洲中心论”所持的欧洲(和美国)主导引领其他地区的发展、塑造全球历史的狭隘方法是一种极端；但目前一些全球史著作将参与互动的各方主体均做相对化的处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互动进程中模糊历史定性的问题，显然也可以视作另一种形式的极端。相应地，正如曼宁指出的，对互动的判断标准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对不同阶段的跨文化互动的特征与动力也应有更多的分析。(60)
    西方全球史研究者提出，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及其在时空中的发展，还是要从更大的视野予以考察，了解个体行为的各种具体背景；用一句19世纪著名社会理论家的话说，那就是男男女女创造了历史，但其创造历史的条件却不是能够自己选择的。(61)被提到的这位著名的社会理论家显然就是马克思。事实上，跨文化互动研究对技术的历史作用的强调、对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重视，表明了其倾向于从社会存在出发的现实研究前提。这就使得西方全球史与西方学术界把实践精神化的传统路径有所区别，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所接近。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的“在专业历史学家中，当前占绝对优势的趋势是采取比较广泛的唯物主义立场”，(62)便可与此印证。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全球史研究者在前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较大的社会空间和其间发生的各种跨文化互动的认可，为新一轮有关人类主体与大的框架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面对如此复杂的过程，要制定相关的总体原则或发现所谓历史规律是不可能的；不过认清众多大的过程则有助于增进对人类主观能动性与大的历史框架之间微妙的、变动不居的关系的理解。(63)这就意味着，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实际上止步于用经验性的实证归纳方法描述和归纳各种历史现象，回避以此为基础从因果必然性上探讨人类社会普遍规律。这表明西方全球史并没有在方法论上实现根本性的突破。
    放眼全球，世界的一体化加速发展自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有西方学者认为，“人类深埋的历史故事主线从许多世界途经一些世界最终走向一个世界”。(64)这引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定义当今变动剧烈的世界?换言之，如何定义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如何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编撰显然将会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持续的对话、交流甚至竞争。归根结底，这不只是理论与方法问题，更是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