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并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而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的新世界则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的产物，同样要求新的史学方法。(35)这一判断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可以印证。20世纪60年代以来，包括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在内的西方全球史研究者不断探讨跨文化互动方法在世界史领域的应用。例如，J.M.罗伯茨的《全球史》第一版问世于1976年(到2002年已经是第五版)，罗伯茨提出，构成该书大部分主题的是“长达六千年的文明”，人类具有制造变化的力量，而对技术进步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普遍的，惯性与革新两种现象都将继续操纵着所有人类的发展；体现该书内容和布局的方法则是从影响大多数人类的主要历史进程入手，同时展示它们之间的对比和相互关系。(36)2003年，帕特里克·曼宁提出，全球史本身就是全球范围内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应通过连贯并且适当的分析来评价历史的变迁与联系。(37)同年，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编著的《世界：一部历史》出版，该书明确主张世界历史的两个主题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人与人的互动；前者以环境为中心，讲述人类使自身脱离自然界的其余部分、寻找一种在建设性开发与破坏性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以文化为中心，讲述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分，关注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考察各自的社会结构。(38)可以说，跨文化互动研究本身是历史学家与社会现实、史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互动的产物。
    实际上，世界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历史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西方全球史本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世界史重构潮流的产物，是西方学者针对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的、具有明显“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进行反思的产物，从而适应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取向，是指与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研究人类历史演变和进行历史编撰的观念与方法。如何把这种学术追求或旨趣转化为具体的世界史研究并书写出来?全球史的时间范畴可以是从古至今，空间范畴则覆盖全球，但其切入点与传统的世界史研究则有不同，全球史内在的时空框架是通过跨文化互动研究搭建起来的。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全球史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对世界历史的理解。
    首先，跨文化互动研究扩展了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有学者把全球史学家在通史编撰和专题研究中表达互动模式的方式归纳为十种：(1)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说明全球化时代任何局部地区的变化都折射出世界发展形势；(5)地方史全球化，即把区域性事件放在全球整体运动的背景下重新考察，重估其因果关系与历史意义；(6)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跨文化交流，即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与传播；(9)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10)“全球化史”研究。(39)从上述归纳可以看出，西方全球史通过跨文化互动扩展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传统世界史研究中大量被忽视的历史事实纳入了研究视野。
    其次，跨文化互动研究更新了对世界史进程的解释模式。全球史中的“全球的”这个定语表明其没有把民族国家预设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单位。(40)本特利指出，全球史研究者提出了“社会空间”(其形式可以是经济的、环境的或文化的区域)的概念来说明跨文化互动发生的地理范畴，以便探寻大规模的历史过程，辨认、考察跨越时间的各种重大变迁。(41)例如，鉴于包括移民、贸易、文化、生物等多种跨文化互动都经由海洋和大洋盆地发生，全球史非常重视对海事地区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大西洋、印度洋、加勒比海、东南亚等地区的海洋交流网络。而一旦意识到“历史事件不仅在民族国家和社区的框架内展开，也发生在跨越区域、跨越大陆、跨越东西半球、跨越海洋和全球的背景下。这些大规模的跨文化和跨区域的交流影响着单个社会和全球的历史演变”，(42)那么新的解释模式便成为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内在要求了。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能做的就只是发现整体历史变迁的类型与机制，比较特别的则是要去探索在过去几世纪快速而广泛的变迁中，人类社会是如何转变的”。(43)全球史研究者提出，全球的历史不仅是民族国家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结果，也是众多大规模复杂过程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过程包括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扩张、跨文化贸易、生物交流、传染病扩散、技术转移、环境变迁、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人类理想的传播、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44)另外，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而言，跨文化互动促使全球史“重构了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全球性变化”，有利于解开“自然与人类纠缠在一起的线索”。(45)
    最后，西方全球史试图通过跨文化互动研究努力克服“欧洲中心论”，追求全球视野的实现。传统的“欧洲中心论”那种以居高临下的视野来撰写大部分民族史和世界史的做法已经屡遭批评。(46)本特利提出，要对欧美的现代化进行相对化处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其置于全球史发展的框架之下，从这种视角审视，现代化就不只是欧美价值观的显现，而是一种对不同地域带有不同蕴含的互动过程，并为参与人群带来不同的结果。(47)很多全球史研究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对全球视野的追求。例如，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上卷第一章引言“世界史的性质”中提出，其对世界史的考察“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48)到1999年，《全球通史》推出了第七版，上下两卷的副标题从原来的“1500年以前的世界”、“1500年以后的世界”变为统一的“从史前史到21世纪”，随着相应内容的调整，前述“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一句在第七版中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中仍然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视角”。(49)2003年，约翰·R.麦克尼尔和威廉·H.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面世，其副标题“鸟瞰世界历史”本身表明的就是一种冷静的研究立场。2003年，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在其《世界：一部历史》中提出，全球视野几乎贯穿于该书各个章节，“读者能够比较联系各地区同时发生的状况和每一历史时段各个大陆的状况--就好比观察者置身另一个星系，从外太空注视着地球，整体地予以观察”。(50)2008年，理查德·戈夫等人在《20世纪全球史》第七版修订版中提出，该书在分析时“尽可能客观”，回避意识形态类型的方法。(51)2011年，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五版在“前言”中提出，“从一开始，《新全球史》就提供了一种全球历史的包容性视角--这种视角对当代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也是适用的”。(52)2011年，特雷弗·R.盖茨、希瑟·史翠丝-索尔特的《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全球视角》提出，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几乎都在欧洲开始，但少有人将欧洲帝国放在全球帝国网络和系统中考镜源流，该书则从真正的全球和整体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53)真正的全球和整体视角在这些著作中能否落实，以及能否在此基础上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自可具体分析。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历史学家不该也不能脱离自己的研究主题，而以为自己可以当个客观的旁观者”。(54)不过全球史对全球视野的重视和强调，以及希望藉此获得更加准确的科学的历史判断，却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