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经略大陆”的构想，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而在某种意义上，甲午战争是中、日、朝、俄四国间内在矛盾的表面化。而东北亚诸国，围绕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则由来已久。日本以维护朝鲜独立之名，自日朝间“文书问题”起，就不断挑战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俄国自1860年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之后，在觊觎中国东北之余，其侵略眼光也瞄准了朝鲜半岛，并与日本在“桦太”等地直接展开争夺。日本担心在扩张之路上落后于人，加紧攫取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也因此更加激化了日清矛盾。东北亚诸国彼此忌惮，互相警惕，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亚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的消长，彼此矛盾的演化，与“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现实与预想：日朝矛盾、日清矛盾、日俄矛盾的彼此关联
    明治维新后的日朝矛盾，始于日朝间的“文书问题”。1868年底，一向负责对朝外交的对马藩“先问使”抵达朝鲜。在呈递“王政复古通知书”之前的“先问书契”中，一改“日本国对马州太守拾遗平某”的旧有称谓，而使用了“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的名衔，并在其后的“王政复古通知书”中使用了新印。对此，朝鲜方面反应强烈，称“不但岛主职号与前有异，句语中皇室奉敕等语，极为悖慢……岛主图署之自我铸给，今忽谓以铸印，亦为骇然”，表示拒绝接受日本的正式文书。对于朝鲜来说，日本单方面对旧有外交模式做出的调整，实为“三百年以来所无之举也。惟我两邦之率由旧章，永以为好者，为其诚信之不可渝，约条之不可违，则今日之事，谓之诚信乎，约条乎”①。朝鲜对日本“无信无约”的指责背后，也隐含着对日本“称皇称敕”的警惕。就日本的立场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无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内政领域，绝对主义倾向下的主体一元化则是既定的改革方针。借由对“神户事件”与“堺事件”的处置，明治政府承诺对于以幕府将军名义缔结的条约，将以天皇的名义加以继承。这使得明治政府在戊辰战争之前，就迅速取得了西方各国对于明治政府作为外交主体资格的确认。“江户开城”之后，各国公使又相继在东京觐见天皇，呈递国书，并在协商之后撤销了“戊辰战争”以来的局外中立。天皇作为外交唯一主体的资格被各国所承认。而作为江户幕府时代的“大君外交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朝“交邻”关系，则与明治政府力图迅速实现外交主体一元化的努力相违背。同时，以对马藩为中介进行的日朝外交，其封建性也与逐渐近代专制化的日本政体相违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向专擅对朝交涉的对马藩，也不得不废弃原本朝鲜方面认可的印信，又在文书中强调“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际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②，表明了其外交权限来自于天皇的“授予”，实际上放弃了作为朝鲜“外臣”的身份。
    日朝间的交往格局，在谨守旧传统与开拓新局面之间的冲突，其背后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观念的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东北亚并不鲜见，而其结局也大多蚀刻着时代的烙印：强权与武力左右着国际格局的基本走向，巨舰与大炮决定了国家间的基本关系。谋求改变日朝旧有关系的日本自身，就是在“黑船”的威胁之下打开国门的，在需求突破日朝外交死结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考虑来自其他列强的威胁，而最直接的威胁来自俄国。1860年中俄缔结的《北京条约》使得俄日之间形成隔日本海而对峙的局面，旋即俄国军舰就于次年占领了对马，对马藩对此无力解决，甚至提出放弃对马，要求幕府转封九州。直到幕府出面请求英国干涉，俄国的企图才未得逞。实际上，俄国的这一动作是对早在1859年英国测量对马海岸的回应，占领对马的俄国官员就曾向对马藩宣传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而英国干涉俄国的占领行为也不过是出于防止俄国在远东壮大实力并为自己谋取利益，英国公使甚至称“对俄国军舰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议，迫令退出，如果俄国拒绝，英国就自己来占领该地”③。这一事件作为“围绕着日本的严重国际关系的象征，其严重程度甚至使人预想到日本国土将遭到瓜分”④。之后日俄在“桦太”问题上矛盾逐渐实质化，应对俄国威胁并在列强的东北亚利益争夺战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左右明治政府外交政策决断的要因之一。大久保利通在明治二年十一月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唐太(桦太)⑤之事实为今日之大患，愚亦为此寝食难安”⑥。在信中，大久保建议原任外务权大丞的黑田清隆专任兵部大丞，专职陆军事务。黑田任兵部大丞未及满月，大久保又向岩仓建议，让其担任开拓次官，负责“桦太”事务。黑田赴任之后，提出通过军事手段应对俄国在“桦太”问题上的“攻势”主张，认为“朝廷应为与鲁(俄国)一战谋划，可派遣留学生兼充间谍之任。谋划此战，人力与财力实为两大根本”⑦。而在当时的日本，黑田所言谋划与俄一战所需的“人力与财力”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黑田也逐渐将其立场修正为“桦太放弃论”以保证北海道地区的优先开发。俄国在日本北方咄咄逼人的姿态，以及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使得日本对于俄国终会将其势力渗透至朝鲜半岛的可能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早在明治二年十月，时任日本公务办理职(总领事)的法国人モンブラン(Charles Descantons de Montblanc)就曾向外务卿泽宣嘉提出警告说：“俄国人掠夺朝鲜之时，较之俄国的东方领地桦太，长崎将更加直接的与大陆毗连(既直接面对俄国势力)，前述之情状至之之时，大日本国也将变为今日之桦太”⑧。出于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南下的警惕，日本朝野内外“对露警戒论”一时间甚嚣尘上。柳原前光在其《朝鲜论稿》中称，“近年各国于彼地(朝鲜)窥探其国情者亦不在少数，如鲁西亚(俄国)者，其业已蚕食满洲东北，而势必鲸吞朝鲜”⑨。明治三年五月，兵部省曾提出“创设大海军之议”，在计划的提案书中谈及俄国的南下意图，称“(俄国)于近年取得黑龙江沿岸满洲之地，已与我北海道及朝鲜国界相接，压逼皇国、中国及朝鲜之北境……若无法阻止其南下之欲，此诚为两大洲之大害”⑩。明治八年四月，岩仓具视在《国事意见书》中也谈到了对于俄国南下吞并朝鲜的担心：“若俄国以其排山倒海之势吞并之，则我国首尾皆受俄国威胁，此于我国势之害大矣”(11)。
    在上述诸多围绕朝鲜的“对俄警戒”论调之外，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外务省在明治二年九月向太政官提交的“朝鲜外交报告书”。其中谈到，“即使无法令朝鲜成为皇朝(日本)之藩属，也应当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而今自鲁西亚(俄国)始，各强国皆视朝鲜为鱼肉。此时得以维持万国公法，行匡救扶绥之任者，舍皇朝之外岂有他国。此诚燃眉之急也。一旦置朝鲜之安危于度外，任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必为皇国永世之大害”(12)。外务省的报告书中，对于朝鲜地位的预期，无论“皇朝之藩属”，还是“国脉永世不变”显然与朝鲜在当时东亚国际关系中的实际地位有极大的冲突。朝鲜与日本之间并无“藩属”关系，而“国脉永世不变”之说，考虑到朝鲜与清政府之间的实际情况，与其理解为外务省希望朝鲜不被其他强权染指，莫如说，在外务省的预想中，一个与清政府间并无“藩属”关系的、“独立”的朝鲜更符合日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