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其后发生的“江华岛事件”之时，外务少辅森有礼曾强辩称，“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干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13)，但事实上，同处于东亚政治文化之下的日本，对于中朝间的藩属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外务省早在明治三年就曾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三策”，在放弃与朝鲜交往可能，撤退倭馆人员以及以军舰威逼朝鲜迫其开港开市之外，提出“先派遣使节前往支那，签订通信条约，之后，于归途前往朝鲜王京(以条约)迫之”(14)的办法。希望首先取得与清政府对等的外交地位，并借由此取得对朝外交的地位优势，如果日本不是充分了解中朝关系，显然是不能提出这样的解决办法的。而事实上这也是日本在当时处理朝鲜外交问题的第一选择。对于中朝关系，木户孝允也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后，提请岩仓具视处理朝鲜问题时加以考虑，称“朝鲜之与中国，现奉其正朔，虽于其互相交谊之亲密，患难之互相关切情况，未可明知，然而其有羁属关系则可必”(15)。显然，日本要令朝鲜成为“皇朝之藩属”或者保持其“国脉永世不变”以应对预想中，由“鲁(俄)狼等强国吞噬之”的可能，与清政府之间关于朝鲜的摩擦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日本与朝鲜因“江华岛事件”一度走向战争边缘之前，日本方面就已经为可能的日朝，甚至是日中战争进行准备。1873年(明治六年)，时任参议陆军大将的西乡隆盛，与外务卿副岛种臣及参议板垣退助商议，“派遣陆军中佐北村重賴、陆军大尉别府晋介为实地调查委员赴韩国；同时，又令外务省十等出仕池上四郎、武市正斡以及外务省權中錄彭城中平赴满洲，调查满韩地形、政治、兵备、财政、风俗”(16)。彭城中平在中国东北游历调查之时，其调查内容涉及极广，其在《清国滞在见闻事件》中提及盛京将军“尽心于武事政治”，但同时，彭城中平也屡屡谈到，“政府高官多苦心于武备之事，至于兵卒则流于懒惰”。对于已经开港的牛庄，彭城中平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清国的开港地牛庄，即奉天府管辖下的海城县没沟营之海口……称之为营口”，对于营口的守备，彭城中平也做了调查“此庙(老爷庙)以南大致二里稍偏西处，有兵营一座，常备兵五百人，共分十队，每队兵员五十人，队长一人。队长均为满人……其所持兵器大炮、小铳、枪、弓等，炮铳皆为西洋旧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彭城中平在对营口及周边地理进行调查时特意提到“(营口)距金州城四百里，距金州城下辖小平岛四百九十里，自此岛至山东芝罘之渡船，顺风一日即达。冬日营口港冰封之后，此地渡船通信仍可为之。”(17)在充分的武力调查与准备之下，日本以炮舰外交的手段强行打开朝鲜国门，就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二、被动与“先手”：朝鲜半岛之上日清势力的消长
    “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其第一款称“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18)。“自主之邦”的称谓，一方面是日本追求外交近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日朝修好条规》得以成立的根本基础；但同时，忽略朝鲜的实际外交地位，“创造”朝鲜“自主之邦”的假象，这也正是《日朝修好条规》的最大目的所在。而日本政府原本为解决“日朝国交”的“中断”而提出的“对朝三策”，最终还是通过“炮舰外交”，在中朝日三国对于朝鲜地位并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前提之下，强行以条约的形式重建了“日朝国交”。以损害中朝关系为前提的“日朝国交”直接导致了日本政府与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激烈对立。“自主之邦”的表达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中朝之间原有的藩属关系则必然受到损害。这是清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从其自身实力的立场出发，与俄国达成了《桦太与千岛交换条约》，以放弃“桦太岛”的方式，达成了日俄关系暂时的协调。日俄关系的缓和，使得清政府成为了阻碍日本在朝鲜扩张势力的主要对手。而如何实现《日朝修好条规》，将朝鲜“独立之邦”具体化就成为了日本外交中极为重要的课题。时任朝鲜办理公使职的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商谈仁川开港的具体事宜之时，曾向其强调“我政府保护朝鲜之意切，与朝鲜共富强之欲深”(19)。所谓“独立之邦”，在“保护朝鲜”的“意切”之下，无异于一句谎言，而“独立之邦”的具体化，也无非是彻底摈弃清政府在朝的影响力，使朝鲜在日本的羽翼之下，成为日本间隔俄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一点，在花房义质就与金宏集谈判事宜向外务卿井上馨提交的报告书中，有更直接的阐述。花房义质称“以我(日本)助其(朝鲜)全然独立至为重要”，而“倘若能够对其国政之枢轴，外交之方略加以干涉，其(朝鲜)定不能再持全然他国从属之局面”(20)。花房义质的提议，可视为《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之后日本对朝鲜的外交主要方针。这一方针简言之，即实现朝鲜的“去清亲日”。为此，日本一方面利用朝鲜遣使赴日的时机，极力展示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培养朝鲜政府中的亲日派；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不断实化与深化《日朝修好条规》的各项约定，加紧釜山、仁川、元山等地的开港进程。朝鲜的开港，不单是日本出于扩张其在朝势力的考虑，同时也是阻止俄国向朝鲜扩张的手段。时任驻俄使节的榎本武扬曾向外务省汇报称，俄国有意租借元山港，并将其建设为军港的意图，极力劝说日本政府应抢先实现元山开港，并尽力推动元山港成为自由港，以此对抗俄国对元山港的野心。对此，时任外务卿的寺岛宗则也在给花房义质的信函中强调“此港(元山港)非但于贸易至关重要，亦为接壤之邻邦兵备攸关，若为将来两国利害之所计，务必促成其开港为要”(21)。在极力促成朝鲜开港之余，日本方面也极力实现“使节驻扎京城”的政治目的，试图从朝鲜的中枢着手，对朝鲜政府施加影响。对此，花房义质在与金宏集的谈判中将“使节驻扎京城”称为“至要之事”，并威胁称，美国使节即将直接前往京城与朝鲜交涉，俄国也有这样的计划，并称“倘若日本公使得以驻在京城，则各国使臣抵达京城之后，日本亦可从中妥为周旋”(22)。朝鲜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同意日本“使节驻扎京城”。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在朝鲜驻留官员、设置使馆的国家。花房义质常驻汉城后，积极开展活动，拜会朝鲜当政要人，宣传日朝接近的必要，在向朝鲜赠送武器的同时，又要求朝鲜聘请日方军事顾问，建立日式军队，并向日本派遣留学生(23)。朝鲜方面也正式聘请堀本礼造担任军事教官，成立了“别技军”。然而，这只从装备到待遇都有别于传统军队的日式军队的存在，非但没有使日朝关系更加紧密，相反却成为导致朝鲜局势发生动荡的壬午军变的导火索。
    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如前所述，虽然有为应对预想中俄国势力势必南下侵入朝鲜半岛的局面出现而提前布局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试图颠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创造一个与日本“共富强”的、处于日本“保护”下的朝鲜。这一点，非但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与不满，在朝鲜国内也很难获得民意与舆论的支持。这样的背景之下，“壬午军变”的发生，作为朝鲜对于日本势力入侵的自我抵抗，则显得顺理成章。这一深具必然因素的偶然事件给了正在寻找机会回击日本扩张的清政府以机会。接到驻日公使黎庶昌关于花房义质已由日本陆海军护送返朝的报告之后，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署理北洋大臣的张树声上奏称“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揣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自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阴谋”(24)。其后的总理衙门《奏请派兵护持折》中称“日人夙谋专制，朝鲜朝臣阴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内乱蜂起而日兵猝至，彼或先以问罪之师代为除乱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机左右之，使日本有功于朝鲜则中国字小之义有阙，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谋”(25)，如总理衙门所论，则张树声奏折中“阴谋”之所指亦不言自明。针对于此，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表现出极为明确的态度，其主旨就是“防范日本借机扩大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对朝鲜‘派兵保护’与对日本‘一并护持’，在宣示了宗主国形象之余，也有效地维护了清政府的在朝利益”(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