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列强对于日本动向的警惕也不断加深。大山岩率日本第二军于1895年1月在山东登陆之后，清政府战败几乎已成定局。此时，在针对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上和日本有同样利益的俄国，也并不希望胜利的一方有任何“破坏朝鲜领土完整的企图”(45)，而战争的继续发展，对于俄国在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东北的利益必将有极大的损害。有鉴于此，在战前拒绝了清政府正式调停请求的俄国，此时也开始尝试了解日本停战的条件。1895年2月，俄国外交部就向日本方面提出，若日本发表宣言承认朝鲜在名义与事实上独立的话，俄国政府愿意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谈判。(46)2月24日，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拜访陆奥宗光，称接获本国政府电报，“获悉日本希望清国能够派遣可以签署包括朝鲜独立、赔款、土地让与等条件，及将来两国关系条约之全权使节……倘若日本政府宣布在名义及事实上承认朝鲜之独立，我政府当劝说清国政府派遣包含前述条件之全权使节赴日”(47)，表示俄国认可以“朝鲜独立”作为日中媾和的基础。确保朝鲜“独立”，这是俄国的既定方针，而对于日本从中国割地一项，俄国则希望日本能将割地的要求限定于台湾。早在1894年底，希特罗渥曾以私人身份暗示陆奥宗光，“俄国对于日本占领台湾一事并无任何异议”(48)。在上述俄国政府正式提出以朝鲜“独立”作为“劝告”清政府派遣全权使节赴日媾和的条件之前，1895年2月14日，希特罗渥又一次以私人身份强调，“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绝非上策”(49)。面对朝鲜“独立”木已成舟的事实，“俄国利益”更加明确地指向了中国东北。日本通过战争获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割地”是俄国决不能允许的。而在此之前，俄国政府在2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远东政策会议上也已做出决定：“第一，增强俄国在太平洋的舰队，使俄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尽可能强于日本；第二，同英国及其他欧洲列强，主要是法国，达成协议，如果日本政府和中国缔结和约，所提出的的要求侵犯俄国利益时，则对日本共同施加压力”(50)。在获悉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中包括割占辽东半岛之一项之后，4月6日，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上奏称，“日本所提和约条件，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51)。在4月11日召开的关于远东外交政策的特别会议上，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又称“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谊。它不仅对中国战争，还要对俄国战争，以后会是对全欧洲。日本人在占领南满之后，绝不会止于此，无疑将向北推进殖民”，在此之外，维特也在会议上强调，“日本之所以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之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将大大增加。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假使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人满洲，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我们迟早一定会与日本人发生冲突”(52)。也正如维特的推测，日清矛盾的地位随着清政府的战败以及朝鲜的“独立”而逐渐让位于日俄矛盾。而对于日俄于将来可能发生冲突一事，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1890年，山县有朋在提出其著名的“我邦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之论时，就已经声称“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时，自露(俄)都出发，十数日即可饮马黑龙江。对吾人而言，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时，既朝鲜多事之秋也”(53)。俄日两帝国的相互警惕，也使得其后的日俄战争与其说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莫如说甲午战争是日俄战争的序曲。而此时甲午战争尚未终结，暗流涌动之下，日俄双方皆已经蓄势待发。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两国争逐的焦点。
    但对于日本来说，俄国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关注并不是其考虑如何攫取甲午战争胜利果实的主要出发点，此时的日本，朝野内外“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这一点，几乎是一致的”(54)。军队之中，更是主张“辽东半岛是我国军队流血牺牲夺取来的……而且辽东半岛既控制朝鲜的侧背，又扼北京的咽喉，为国家前途久远之计，绝不可不归我领有”(55)。一方面出于对国内舆论民情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东北，尤其是辽东半岛的战略价值也早为日本所觊觎。为此，日本决意占有辽东半岛。这一企图令日本与俄国的矛盾愈发凸显。在获悉日本正式提出割让奉天南部之后，俄国立刻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在与俄国公使会面之后，林董外务次官向陆奥宗光报告称，“与露(俄)国公使面晤，该公使对日本政府要求(清政府)割让奉天省南部之事颇为不快，并声称就其个人意见而言，日本之要求必会伤害欧洲各国之感情，予欧洲各国干涉之口实”(56)。在彼此协调之后，4月23日下午，俄、德、法三国公使又同时向日本政府正式表示对中日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一项表示异议的备忘录。俄国在备忘录中称“露(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阅日本向清国提出之媾和条约，其要求中有辽东半岛割与日本所有之项，此件非但将使威慑清国之都成为常态，同时朝鲜之独立亦有名无实。上述之情形，将为远东永久和平之障碍。露(俄)国政府为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再次重申其诚实与友谊之故，兹劝告日本政府明确放弃领有辽东半岛一事”(57)。法国与德国也通过备忘录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对朝鲜“独立”以及远东和平的担忧。对于可能招致列强不满，甚至引发干涉的局面，日本政府在事先亦有预想，但如同陆奥宗光在同一日稍早时候给伊藤博文的电报中所称那样，“据青木(青木周藏，时任驻德公使)、西两公使电报获悉，来自欧洲各大国之强力干涉，已不可避免……此无非是倘若我政府最初向欧洲大国提出我之条件所必然招致之干涉延迟至今日而已。我政府既已成骑虎之势，无论如何危险，除维持如今之立场，示人以一步不让之姿外，别无他策”(58)。对于日本来说，此时做出让步，放弃割地，甲午战争的主要“胜果”立时化为灰烬，果若如此，“即使我当局者为国家长久计忍受内心无限的痛苦，有决心承担将来的难局，但此变化一旦对外发表，将使我国陆海军人员如何激动，我国国民又将如何失望？即使能够减轻外来的危机，但从内部发生的变动又将如何抑制？实已处在内外两难之间，不知轻重何在”(59)。24日，广岛大本营立刻就此事召开会议，会议商定三个方案，“其一：断然拒绝三国之劝告，此种情况之下，当有与三国以兵力决雌雄之觉悟……其二：撤却对于金州半岛(辽东半岛)之占领，将条约交由各国会议协商，此种情况之下，如何会议，于何地何时会议，仍需与三国公使谈判商定……其三：全然接受三国之劝告，将(还辽)视为我之恩惠，以确保中国政府对于其他条件完全施行”(60)。伊藤博文等人虽较为倾向与第二套方案，但从外交实务角度出发，陆奥宗光认为，中日换约迫在眉睫，长期彷徨于和战之间徒增变数，各国出于各自立场，必于会议之间提出种种条件，这无异于招致欧洲各国新的干涉。鉴于此，日本方面将此时的外交方针确定为，“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61)。4月29日，陆奥宗光又接到驻俄公使西德二郎的电报，电报中称，“近期与露(俄)国外交大臣曾长时间面谈……俄国之所以反对我于大陆的割地要求，根本在于，其认为一旦日本于辽东半岛获得优良军港，日本之势力发展必不限于该半岛之内，日本将来必会向朝鲜全国及满洲北部丰饶之地大举殖民。上述之地久之必成日本之屏藩。俄国之领土势必从海陆两方面受其威慑”(62)。由此，日本政府相信，对于俄国，“我国如无以武力一绝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不起什么作用的”(63)。同样觊觎中国东北的日俄两国，双方的意图均已摆在桌面之上，日俄矛盾已是不通过战争无法解决的了。而此时在军事力量上居于下风的日本，除了还辽一途，也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