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深防御战略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经露出端倪，但到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才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基本战略。(13)纵深防御战略要求主力野战军和边防军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也要求边疆地区有广大的纵深地段能够用来削弱敌军的锐气，用土地换时间，使野战军得以集中，为野战军围歼来犯之敌提供条件。(14)与阻绝性防御战略相比，纵深防御战略的缺点是通过暂时牺牲部分国内安全换取君主专制的强化。这受到普罗柯比的批评。(15)从总体上看，拜占庭建国前期在战略上完全采取守势。到了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致力于振作帝国的雄风。在贝利萨留(Belisarius)(16)和纳尔西斯(Narses)(17)等名将率领之下，拜占庭军队收复北非、意大利和西班牙东南部。取得这些胜利并非由于拜占庭军队占有数量优势，而在于其武器、战术和指挥都具有优越性。(18)其中最突出的，是合理战略的运用。贝利萨留在拜占庭军队西征时期，使用了防御进攻性战略。(19)当时贝利萨留只能运用少量的军队去完成征服地中海的巨大任务，因而采取了以守势引诱敌人发动进攻的战略。(20)这种战略在查士丁尼时代获得了成功。
    军事战略的变化带来了战术上的变革。纵深防御战略要求野战军具有极强的机动性，才能在外敌入侵时迅速集结，进而围歼敌人。因此军队的机动性就成为了纵深防御战略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而这种机动性只能依靠建立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才能实现。骑兵成为罗马-拜占庭军队的主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军队中，步兵是主力兵种，骑兵只是辅助兵种。虽然随着与外部蛮族军队的交战，罗马帝国军队学会了许多骑兵知识，也因为运用有限军队防卫漫长边防线之需要而增加了骑兵的比重，但是受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农业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增加速度缓慢。公元378年，罗马军团在亚德里亚堡惨败于骑兵为主的哥特军队。东方战线上萨珊波斯帝国的骑兵优势也使罗马帝国军队遭受多次挫败。最终，罗马-拜占庭军队中骑兵比重实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其间的主要促动因素包括：首先，罗马人主观上不再认为重装步兵军团战无不胜，接受了骑兵时代来临的现实。其次，冶铁技术的提高和铁器供应量的增加为骑兵武器装备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21)再次，以赢取战争而不是毁灭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观促使拜占庭军队放弃以往常用的密集阵形消耗战，极力避免军队伤亡，从而更倾向于使用机动灵活的骑兵。(22)在这种转变中，一些有远见的皇帝和将领的个人努力加速了骑兵成为军队主体的进程。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346-395年在位)通过大量征召蛮族人补充军队而加速了骑兵部队的扩充。(23)到公元527年，拜占庭军队确立了骑兵的主导地位。(24)公元6世纪，拜占庭骑兵部队分为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与之配合的还有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这种轻重装结合、步骑兵协调一致的军队配置，体现了拜占庭军事制度的不断完善。
    三、军队体制与构成的重组在戴克里先之前，罗马军队分为近卫军和地方军团两个部分。近卫军的主要任务是卫戍京师，另外作为皇帝直接掌握的精锐之师，在帝国需要时抵抗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而军团一直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战斗力量，被部署在边境进行防御。罗马军队的成员主要是罗马人，蛮族雇佣军只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到了帝国晚期，由于近卫军经常叛乱、蛮族比例的增加和军团力量的衰落，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公元3世纪大危机时期入侵蛮族利用骑兵优势对罗马边境进行的强有力冲击表明，传统的以重装步兵为主体的军团已经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对军队进行重组，建立新式军队就成了迫切的问题。
    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对君主制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皇帝通过近卫军的存在实现对全国的掌控。但是随着其力量的膨胀，近卫军开始反过来影响帝位的更替。3世纪危机期间皇帝的废立，多由近卫军的叛乱所决定。(25)近卫军通过参与帝位更替而成为一支左右帝国政局的政治力量。突出的表现就是近卫军长官地位的提高。到罗马帝国晚期，近卫军长官成为了行使帝国军政大权的首席大臣，掌握了保卫皇宫和首都安全的权力，以及主导行政事务和统领全国军队的权力。这种情况下，皇权的大小取决于皇帝的个人能力以及皇帝与近卫军长官之间的博弈。
    戴克里先了解近卫军的危害，但是由于此时近卫军力量过大，他只能削弱而不能取缔近卫军。他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皇帝削减近卫军人数，并很少幸临近卫军驻扎的罗马城，使近卫军失去了保卫皇帝安全的职责。另一方面，皇帝通过削弱近卫军的同盟势力来打击近卫军。由于近卫军的士兵长期来自于意大利本土并且驻扎在罗马城，因此近卫军成了维持共和传统的元老院的支持者，与罗马城的社会各阶级形成了利益联盟。针对这种情况，戴克里先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是把意大利降为行省，取消它的特权，把罗马城交给一名市政长官领导，独立于近卫军长官之外。二是架空元老院，使其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谈机构。君士坦丁大帝在此基础上解散了近卫军。此时近卫军长官不再对皇帝的人身安全负责，失去了对宫廷各个部门的管辖权，被剥夺了统领军队的指挥权，最后变成4大辖区的行政长官。(26)近卫军保卫皇帝安全的职责被宫廷卫队代替，而京师及其周围的安全则由野战军(Comitatensis)负责。野战军代替近卫军成为帝国的精锐之师，发挥抵御外敌入侵和镇压国内叛乱的功能。近卫军威胁的解除为皇位的有序继承提供了可能。从戴克里先开始，帝国一直在寻求建立一种继承规范，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正式建立了皇帝血亲世袭继承制度，(27)帝位更替逐渐摆脱了军队的控制。这种制度安排维系了王朝内部的延续，增强了拜占庭帝国的凝聚力，成为帝国政治稳定的基石。
    军事战略的变化要求对军事体制实行相应的调整。在戴克里先之前，帝国军队除了近卫军外都以军团的形式驻扎在边境，因此军队中没有野战军与边防军的区分。到戴克里先时代，由于阻绝性边疆防御战略的失效，帝国不得不对军队的组成进行变革。戴克里先把军队分为边防军和野战军。(28)其中边防军固定驻扎在边境要塞，用来抵抗低烈度的入侵，或者削弱敌人大部队的进攻锐气，为野战部队的围歼争取时间。而野战军是帝国的机动部队，包括同盟者轻骑兵，并配有重装骑兵，驻扎在有军事交通线与边境相连的城镇。其作用一方面是支持边防军，快速地对侵入本国境内的敌人形成包围的态势，歼灭敌人或者迫使敌人撤退，另一方面是镇压国内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