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认识方式让我们产生新的思考。
    --E.默瑞(E.Morin)①布罗代尔曾对地中海世界做过深入研究，与地中海类似，在很早时期就有船只航行在广阔的印度洋地区。长期的交流也让印度洋不断趋于统一，并呈现出不同的层级结构。其中长途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贸易不仅推动了物资交换，而且促进了知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交流。这些不同层次的交流推动了一个大的、统一地理区域的形成，这个地理区域囊括了中国、欧洲和非洲等地，远远超出了印度洋地区。跨洲网络(海上和陆上)将这一区域密切联系起来，各地的发展也相互依存。因此，印度洋并不像地中海那样被认为是孤立存在的，正如乔杜里(K.Chaudhuri)所说的，这一地区与地中海、中国海密切联系在一起。②通过交流，古代世界不同地区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易被发掘)，呈现出某种同步性。跨洲际网络之间的联系、规模以及系统、密集和快速的交流推动了不同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逐步形成了世界体系。
    但是何为“世界体系”呢？这一概念最初由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提出③；后经弗兰克(Frank)发展，寻求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认识(即整体论的概念)。E.默瑞认为弗兰克的认识存在不足，没有清晰地概括“体系”的概念。在这里笔者将采用E.默瑞对世界体系的定义：(1)体系代表着一个复杂的单元以及整体和部分之间复杂关系；(2)体系的形成是逐渐互动的结果，并且有其自身结构。④可以说，世界体系为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理论是针对现代的。他总结了现代世界体系的12个特点，其中主要有不断增加的资本积累、跨地区的劳动力分工、中心和边缘地区权力的失衡⑤、一个特定中心的霸权阶段(一个权力支配中心与其他竞争者的交替)以及体系周期性等。弗兰克和吉尔斯(Gills)认为这些特点在数千年的世界体系中也存在着。⑥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忽视了古代社会中资本积累、市场以及私人手工场的重要性。但是，弗兰克和吉尔斯被批评混淆了古代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活动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零星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市场体系、商品市场、市场要素即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存在)等之间的关系。⑦此外，弗兰克和吉尔斯也忽视了影响体系变化的原因，即体系周期性发展动因这一问题；而且他们还认为欧亚非世界体系形成于公元前后，但是我们注意到在青铜时代就出现了相对独立的、界限明晰的世界体系，由此开始欧亚非世界体系逐步发展，并在持续数个世纪周期性发展(即增长与衰落交替的时期)之后被重组。
    以地理因素和交换网络为标准，从亚洲到东非的海洋区域可以分为3个地区，即中国海、东印度洋和西印度洋(西印度洋可以再分为波斯湾和红海地区)。公元1世纪到15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主要存在5个相对固定的中心，即中国、印度、西亚、埃及和南欧地区(以及后来的西北欧)，有时甚至是多重中心。这些中心地区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与周围地区的贸易。城市大多位于网络枢纽地带，根据不同的层次关系引导生产和交换。在长途贸易联系下，城市成为了人们的聚居地和中转站，布罗代尔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城市群岛”，城市之间的联系成为了世界体系形成的基础。可以说在这些城市(或者更精确的说是城市国家)的联系中，城市国家的文化思想观念和制度创新在世界体系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⑧长期以来，人们大多强调主要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刺激了革新和进步；而在印度洋周围地区，贸易还推动了“外围文化”⑨的形成。并非所有印度洋沿海地区都能成为贸易枢纽，东南亚、印度南部、锡兰、亚丁、也门、霍尔木兹和阿曼等地由于地处优越的季风地带和良好的地理位置，成为各个次级体系的交叉地带。同时，海上贸易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的关系，例如是否具有良好的水路运输等。除此之外，资源和劳动力的可利用性也成为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在彼此的交流中这些区域的形成和演进以及挑战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认识，本文拟以跨学科和体系分析方法，追溯到国家起源，探讨经济、政治以及宗教之间的关系、技术革新、气候变化、人口发展，来理解世界体系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和组织关系的动力。这将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一、欧亚非世界体系的形成公元前4000年之前，随着青铜冶炼技术不断成熟、羊毛纺织业的发展、贸易网络的扩展以及农业进步，在西亚和埃及地区出现了最初的城市和国家。这是继新石器时代之后人类历史第二次飞跃发展，并以新思想和政权组织的出现为标志。国家的出现意味着劳动分工、采取新的劳动形式、资本积累、使用奴隶和雇工、征收税收和贡赋以及组建军队等。书写的出现不仅引起了人们的“认知革命”，而且成为了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J.格拉斯纳(J.Glassner)认为这些方法推动了国家建立有效的组织，便于社会管理。⑩而交流网络的兴起引起了被我们称为“第一个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劳动力跨地区分工，并且呈现出周期性演变的趋势。这些体系的中心主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11)、苏锡安那、埃及，以及后来的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等地理条件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地区。此时，原始公有制逐渐向私有制转变，公元前3000年初期私有制和王权统治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最高层。(12)在青铜器时代，西印度洋地区相继被囊括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体系之中。埃及是范围涉及红海大部分地区这一体系的中心；另外一个体系则连接了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600年到1900年，波斯湾一直是这一体系的中心。公元前1000年，东西印度洋则是两个彼此隔离的地区(13)；但东亚和西亚之间仍旧存在一些联系：公元前3000年末期，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国。公元前2000年早期则成为一个转折点：世界体系囊括了埃及、地中海、欧洲大陆以及非洲之角等地，为晚期青铜器时代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亚和东亚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各个大国竞相掠取资源和控制贸易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