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二里岗和安阳文化成为东部世界体系的中心(14)，与中亚和南海地区都有贸易往来。由于气候急剧恶化，晚期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在公元前12到11世纪期间急剧瓦解，而随着铁器的发展才进入到了新时期。公元前6世纪之时，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各地的互动交往进入新的更加密集的时期。技术和制度的革新被应用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吕底亚和中国盖印货币的出现，阿契美尼德王朝特辖地的出现，第一次呈现出“世界帝国”的特点。阿契美尼德王朝征服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地区，并设法控制通往中亚的贸易路线，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在征战中亚时也行经此路。从中国到地中海，社会的巨大转变引起了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新认识，并且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产生。这时出现了具有普世真理的著名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如犹太教、佛教、儒教和锁罗亚斯德教等)、希腊世界理性人文主义和民主制度、代表古代中国科技思想的墨家和印度政治思想(以《政事论》为代表)等。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统一大部分印度地区、佛教快速传播、西亚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等一系列事件都推动了中亚丝绸之路和中国与印度海上交通的发展。(15)进入公元1世纪时，随着各种交流网络和商业进一步发展，欧亚非世界体系的形态日益明显。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流动，各地联系的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心和边缘地区之间的差距和等级关系也日益明显--中心地区出口手工制品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贸易路线，边远地区则主要售出原料和劳动力(奴隶)等。这种体系的形成解释了欧洲人缘何向印度探险、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化、南岛语系的民族向西印度洋地区和中国的航行以及班图人之前东非文化发展等问题。
    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的主要障碍在于史料的缺乏以及史料之间的巨大差异。尽管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世界贸易的状态以及世界体系中不同地区联系的密切程度，但是考古资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各地发展、财富的流动、劳动力分工、交流网络的规模和密集程度以及不同地区发展的同步性和周期性等相关信息；同时，主要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以及它们的地理位置都明确地显示了世界体系发展的总体趋势(上升或下降)以及体系的内部结构。
    图一、公元1到3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二、世界体系的震荡历史上的经济周期与欧亚非地区重大政治和宗教事件的发生相互契合。欧亚非世界体系在诞生之初，就随着经济周期的规律而不断发展，并得以重组。世界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就是在这种同步演变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统一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6世纪，世界体系共呈现出4个发展周期，每一个周期都伴随着扩张和收缩两个阶段。这4个周期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点，表现在人口、生产、贸易的增长和城市化进展等方面，主要得益于技术革新和不断增加的资本投资。可以说，密集的交流和不断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各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分工。(16)中国在欧亚非世界体系形成初期就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世界体系的每一个增长阶段都伴随着中国的统一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影响从东方波及西方，尽管对西方的影响会有所延迟；公元12世纪期间，中国的很多发明，如船舵、纸张、罗盘等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公元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统治期间，中国印刷术、纺车、冶铁术以及火药知识都传入西方。同样，每一次中国的衰退都昭示着体系的衰落或重组。
    在每一个周期中，交流和革新都对体系发展起着主要推动作用。每一个上升阶段也都伴随着人口的压力和农业的进步，例如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中国和中亚，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的整个北半球地区，都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善，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口也大量增长。而技术革新也大多出现在体系上升阶段。技术的改进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克服生态环境的约束，提高生产能力，节约社会成本，乃至改变生产、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思想和制度的革新不仅出现在体系上升阶段，而且在衰退时期也有所体现。在体系上升的初始阶段，经常出现新的哲学思想和宗教(M.曼恩将其称为“思想权力的工具”(17))，并且影响范围极大，甚至波及整个世界体系，例如基督教诞生于公元1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7世纪初叶，新儒家盛行于公元11世纪的宋代，但出现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混乱的政治时期。宗教同样在欧亚非大陆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和哲学思想不仅为很多大的政治组织提供了基石，同样也获得了官方支持，取得巨大发展，还推动了贸易网络的拓展。(18)国家间的竞争虽然刺激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但同样引起了战争。世界体系每一个上升阶段都伴随着大帝国的兴起，这些帝国的扩张在早期阶段往往推动了经济发展。在第一个周期，公元1世纪到6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随着汉、贵霜、萨塔瓦哈纳王朝、笈多、帕提亚、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等中心区域而起伏；第二个周期，公元6到10世纪，主要的中心国家是唐帝国、帕那瓦王朝、拉什特拉库塔帝国、穆斯林和拜占庭帝国等；第三个周期，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主要是中国宋元时代、巧拉王朝、德里苏丹、阿巴斯、伊卡哈尼德帝国以及埃及等；第四个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15世纪的中国明代、古吉拉特苏丹、孟加拉苏丹、德里苏丹、维揭雅纳格罗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等。其中印度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印度各个王朝都设法向东部扩张，并寻求控制半岛的沿海地区，总是王朝并立，存在多个中心。
    但是在世界体系中，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衰退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流减少、城市化衰退、建设停滞、冲突增加、国家分裂以及思想混乱等方面。这些发展周期是世界体系结构的固有特征，其产生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国家政策的干预、战争引起生产、商业的锐减、过度的税收、官僚机构的膨胀以及为了掠夺财富和政权的政治斗争等。通常来看，经济衰退和社会政治结构日益错综复杂总是意味着社会走向衰落的边缘(19)，开始逐渐分裂。经济收益日益低下以及竞争的缺失最终会引起社会分化和瓦解，这些在罗马帝国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所体现。另外，资源匮乏同样也会引起生产成本、运输费用的提高以及经济收益的下降，而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经常限制技术向外传播，以巩固自己的霸权。
    通常，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易产生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转而会减少生产、增加生产成本。长期以来，在中亚地区除了宗教思想方面的原因以外，环境变化也是人们迁徙的主要原因。民族迁徙经常引起疾病传播；(20)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心地区的发展经常引起森林的过度砍伐和土地沙化，为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但是环境破坏和周期性发展主要受气候变化和社会活动周期性的影响。最近研究表明在公元200年、公元400到500年、公元950年和公元1500年存在着长时期的太阳活动周期，所以说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系发展的规律。但在衰退阶段，世界体系并没有消失，而是经历了重组--交流网络发生变化，各个国家和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重新整合；然后随着气候改善以及农业生产的提高，再次进入新的上升阶段。可以说，世界体系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趋势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历史上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8世纪到10世纪是持续衰退的时期，公元14世纪和公元17世纪大概有70年的衰退。世界体系的衰落与欧亚非各地联系的密切程度、各种动因的强化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各次级体系联系程度的不同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异，世界体系的衰退也表现出不一致性--印度半岛和东南亚地区总是与其他地区的发展不一致，而印度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呈现出多个中心，各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发展存在着极大差异。
    图二、公元1到18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的经济周期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世界体系的震荡呢？其中构成世界体系基础的主要城市的兴衰成为经济活动、地区联系程度以及体系转变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乔杜里在1987年对25个大城市进行的人口统计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但是他对古代中国和印度的人口估计存在问题较多，并忽视了主要城市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只关注它们的人口状况。这些主要城市往往都被世界体系中心国家所控制，但也有如15世纪的威尼斯和马六甲等处于半边缘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