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三、古代世界体系周期性的规律三、世界体系的等级结构--统治阶层与受支配的社会和阶层世界体系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等级结构，中心和边缘地区的互动交往在不同地区和彼此联系的社会之间产生了很多不平等。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不仅与地理因素(21)和人口分布有关系(22)，而且与生产和交流机制有着密切联系，彼此的交流深刻地渗透到政治和宗教体系中。弗兰克和吉尔斯认为剩余财富在交换网络的转移显著地推动了中心地区支配地位的确立，财富转移推动了劳动力分工以及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出现，但是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古代剩余财富产生、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于剩余财富传播的认识。弗兰克和吉尔斯的认识激发了笔者对交流所蕴含的价值，以及中心地区受其影响形成主导地位的过程的新思考。
    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中心地区出口物资所体现的价值呢？由于技术改进、手工场制度的完善、劳动强度的增大、劳动力组织效率的不断提高，手工制品生产成本下降，生产量增大。可以说，在交换过程中，这些产品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此外，交换过程也决定了产品的经济价值。其中两点在各地权力关系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各个社会对中心地区手工制品的强烈需求；第二，交换过程中对手工制品的垄断或者半垄断。除此之外，边缘地区对手工制品，如纺织品、珠子、玻璃、陶瓷、金属器物和武器等的进口同样推动了社会等级结构的确立。而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总是被垄断。边缘地区的商人很少有机会经营贸易。中心或半边缘地区设法控制交流路线和各种信息，以获取资源和市场，并在竞争中选择理想的边缘地区进行贸易。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供求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决定地区之间的需求程度，垄断技术。但是，如果半边缘或边缘地区控制了产品流动之后，中心地区的主导作用将会被削弱，已经确立的交换系统甚至会被颠覆。弗兰克等学者并没有足够地意识到边缘地区所具备的力量和抵制活动。一些边缘地区，如中亚游牧民族在很多历史时期都能够施加军事威胁，也有一些地区由于位于贸易路线的重要位置而得以获取起源，如东非沿岸的基尔瓦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控制了索法拉地区的黄金贸易。
    尽管在商业交流中，技术和制度优势的确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商业并不是财富流通的唯一方式，政治活动、战争以及宗教网络也发挥着同样作用，并且财富流通并不是中心地区确立主导地位的唯一方式，中心地区运用思想控制等各种手段同样可以确立支配地位，还有大帝国经常通过武力掠夺、征税以及强迫其他地区纳贡等。大帝国在建立过程中，经常使用武力直接控制贸易路线，并逐步发展成为体系的中心，掌握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然而在印度洋地区的交流中，往往通过商业和税收方式获得财富，很少运用劫掠和武力。当然，思想控制、政治和经济方式通常结合使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渗透着政治和思想等多方面因素。
    同时，弗兰克还忽略了另外一点，即在互相联系的地区，依附关系导致了不同的增长方式。世界体系的兴起往往伴随着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掠夺和环境破坏，但一些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在世界体系发展的推动下通过交换的增长、知识的传播以及资本的流入而与中心地区同步发展，其中表现在吸收中心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技术优势等，东南亚和东非班图沿海地区就历经了这种发展过程。来自中心地区的代理人和当地统治者共同推动了中心地区的发展，以此中心地区也与边缘地带，如非洲内地、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种结合不仅促进了边缘地区统治者的宗教改宗，而且促进了财富向中心地区流动，推动了世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班图人通过海上交流网络以及与定居在该地的异域手工业者的联系，成为非洲地区的技术传播者；班图统治者也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同时，半边缘地区也从中心地区吸收了很多社会和技术优势，并且接受了中心地区的思想观念，但同时也有所革新和发展，例如，公元初期东南亚地区航海技术的革新、公元13世纪意大利城市银行业的发展和共和政体等。
    四、世界体系的扩张--连续性和变化性世界体系各个发展周期都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但任何变化都无法改变体系的结构和发展规律。世界体系在发展中历经了两次深刻转变：即首先，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公元前3500年到2400年，以及公元前2000年，国家在西亚、埃及以及中国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形态；第二，公元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资本主义模式第一次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美洲与欧亚非联系起来。除此之外，16世纪也十分重要--此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欧洲迅速成为西非和美洲的中心地带；大西洋融入到印度洋和地中海中，西班牙人开辟了通往太平洋的航线。
    世界体系持续发展，并不断变化。伴随着世界体系的上升，劳动力在以前的基础上重新被分配到新的地区。除了战争以外，主要商业路线都基本保持畅通，在上升时期出现了新的贸易产品，如阿巴斯王朝的造纸(技术学自中国)、中国唐代的瓷器和茶叶等。随着技术革新、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以及农业和生态方面的因素，世界体系不断扩张，联系日益密切，呈现出发展的连续性。
    在体系形成早期，农业产品以及原材料都成为贸易对象，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此就有明确记载。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期间，船只技术的进步减少了运输成本，更加便利了物资运输。沃勒斯坦认为奢侈品贸易对世界体系并无深刻的影响，很多学者对此都抱有质疑，因为奢侈品与统治阶层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设法对此进行控制，所以奢侈品任何的供应变化都有深刻的政治寓意。另外，商业和宗教网络是世界体系扩张发展的基础，联系这些交流网络的主要城市在体系形成初期就成为多样性、世界性的中心城市，正如S.D.戈伊坦(S.D.Goitein)在描述公元12世纪的埃及与任何时期其他地区的城市都无二致，并无明显的宗教和民族差异。(23)图四、公元7到9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图五、公元11到13世纪初期欧亚非世界体系图六、公元13到14世纪欧亚非世界体系五、国家和私人资本尽管不太恰当，但是国家和私人资本之间存在固有的矛盾。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交替发挥作用，此消彼长。公元前1000年间，除了国家资本以外，私人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些特征其实在16世纪之前就早已存在，包括贸易物资的不断增加、受供求关系影响自由竞争所形成的价格、人们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土地市场的存在、雇工以及技术革新等。
    比起公元15世纪之后的欧洲而言，当资本主义渗透到国家制度，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石之时，古代资本主义(24)还不是很突出。然而，中国宋代却很独特，可以说随着迅速发展的商业资本和城市资产阶级兴起和国内市场形成(市场体系的出现)，宋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5)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由于外族入侵，社会矛盾的涌现以及不平等的加剧得以中断。另外，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不仅存在于国家形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宗教机构、交流网络以及长途迁徙的民族，如古索格代亚纳人、犹太人、穆斯林以及亚美尼亚人的经济生活中。历史上资本主义初步兴起与发展也表现在13世纪波斯湾、印度和东南亚的城市国家、商人群体以及东非班图沿海地区，如霍尔木兹、卡利库特、基尔瓦、马六甲地区等，只是在欧洲商人、生产者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彼此共生而已。G.阿瑞格(26)、E.梅兰特斯(E.Mielants)(27)、以及布罗代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主要起源于城市国家这种小的政治组织之中。
    国家和私人在商业活动中充满竞争，但也有合作。政府经常招募商人供职，并向其借款，例如公元14世纪，红海地区的卡里姆商人向埃及苏丹大量借款；国家还通过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以及政策引导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除此之外，国家还确保安全，鼓励商业，为贸易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商业行会一般都有一定的自治权，但通常都与国家保持一致，类似公元10到13世纪的泰米尔行会与巧拉国的关系。同时，商人与国家也存在很多冲突，例如D.隆巴德(D.Lombard)提到亚洲商人被排除于政治之外(28)：但是实际状态却往往相反，M.哈博瑞奥(M.Gaborieau)客观地认识到商人和官员很难有明确的界限。(29)商人经常选择投资于国家，或远离政治，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域，削弱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而国家要么选择控制经济和商人，例如公元15世纪的埃及，或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然后征税，例如中国南宋政府。统治阶层自己也投资于长途贸易，例如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埃及法蒂玛王朝以及中国宋朝等。商人和国家的关系虽充满矛盾、冲突，但是也彼此融合调节，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