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币上将“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并举，还可能是受了周围其他君主的影响。研究希腊化王权的学者常常注意到，希腊化国王是凭借征服取得王位的，一开始缺乏合法性，所以他们在决策时广泛地依赖同族的各类“朋友”，这是希腊化君主制的独特特征。此类朋友由国王亲自选出，选择标准是只问才能，而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财富。在当时的人看来，他们“与其说是君主制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倒不如说是一股自成一体的政治力量，与国王和军队一起支撑和维持着王国”。换言之，他们不仅仅是侍从，还是权力的分享者。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随着各王国取得王朝的形式，合法性的概念因王位继承而渐渐出现，“朋友”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变得越来越依附于国王。(16)如前所述，钱币上的“会众”一词可以理解为犹太教公会。对这个机构的历史考察表明，它最初掌握在祭司手中，带有贵族特征。哈斯蒙尼家族取代旧的祭司家族上台后，并未废止这个机构，但其社会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法利赛派为代表的文士阶层在公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17)与祭司不同，文士能取得突出的社会地位，靠的不是出身，而是对犹太教知识的掌握。就此而言，文士和“朋友”没什么不同。尽管相关原始史料颇为匮乏，但不妨推论：“大祭司”与“犹太人会众”之间的关系就仿佛希腊化君主与其“朋友”之间的关系，是颇有可能的。
    胡肯奴一世的长子犹大·亚利多布一世(前104-前103)率先公开称王，(18)从此，哈斯蒙尼王朝正式采取了希腊化的统治形式。但他钱币上的希伯来文题铭仍然是“大祭司和犹太人会众”。
    最早在钱币上称王的是胡肯奴一世的三子亚历山大·乔那伊(前103-前76年)。他造了大量钱币，并首次发行了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双语铭文的钱币，其上的希伯来文题铭为“约拿单王”()，(19)希腊文题铭为“属于亚历山大王”(ΒΑΣΙΛΕΩΣ ΑΛΕΞΑΝΔΡΟΥ)。他统治后期还发行过亚兰文(又译阿拉米文)和希腊文双语铭文的钱币，在钱币上使用亚兰文是不寻常的，可以视为例外。(20)希腊化君主制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君主们致力于扩张领土和臣服其他民族。正是在亚历山大·乔那伊统治时期，哈斯蒙尼家族的对外扩张活动急剧增多，犹太国家的疆域空前膨胀。在南部，亚历山大·乔那伊占领了以土买，对当地居民强制推行犹太化政策；在北部，他的统治延伸到叙利亚的西流基；在西面，除亚实基伦外，他征服了从埃及边境到迦密山的所有沿海城市，正因如此，他的钱币上常带有希腊化世界很普遍的船锚图像，以显示犹太国家海上势力强大；在东面，约旦河以东的众多城市也落入他的治下，其中有不少是希腊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希腊臣民应该就是促使他发行双语钱币的重要动因。穷兵黩武，国库必然吃紧。上文已提到，哈斯蒙尼家族的钱币皆为铜质，但唯有亚历山大·乔那伊发行过一种罕见的铅币。钱币的成色、质量往往由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质地粗糙的铅币出现在这一时期看来不是偶然的，应该是犹太国家频频发动对外战争的一种间接结果。(21)如果说钱币上的铭文清楚地反映出哈斯蒙尼王朝的政权既体现了希腊化君主制的一些重要特点，又带有鲜明的犹太特征，那么，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钱币上的图案。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希腊化时期钱币的一个主要革新之处在于引入了统治者的肖像，“以此显示对统一帝国的抗拒以及独立王权的宣告”。(22)然而，所有哈斯蒙尼王朝发行的钱币一律没有统治者的肖像，虽说有的采用了象征王权的符号，比如橄榄枝花冠和环以王冠的八芒星。(23)这显然表明，整个哈斯蒙尼家族的统治者都严格遵守犹太教禁止偶像崇拜的诫命。(24)另一方面，他们在原本应该放置自己头像的那面采用了一些象征符号，其中有不少来自非犹太传统，最典型的是丰饶角(cornucopia)。这种装满水果和谷物的山羊角源自希腊神话，是象征大地丰产的女神德墨特尔的标志，被广泛运用于希腊罗马的祭祀和庆典，也频频出现在希腊罗马人的钱币上。从胡肯奴一世到哈斯蒙尼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马他提亚·安提贡(前40-前37年)，丰饶角反复出现在该王朝的钱币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对希腊罗马钱币的简单模仿，而是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即在两只相对的丰饶角中间有一枚石榴。(25)摩西进入迦南之前，曾派探子去侦查，探子后来带回石榴以证明当地物产丰茂。(26)石榴因而在犹太传统中是丰产的象征。此外，祭司的圣袍上必须绣有石榴图案，(27)所以石榴还是哈斯蒙尼家族担任大祭司的象征。把丰饶角和石榴结合在一起，堪称将希腊风格和犹太特色完美融合起来。上述种种表明，哈斯蒙尼王朝既带有希腊化君主国的典型特征，又不失自己鲜明的犹太特色。
    这种试图在异族文化和本族传统之间达成妥协的努力，却在罗马时期犹太人的两次起义期间铸造的钱币上消失了。犹太人此时臣服于罗马帝国，不再拥有政治独立。由于致力于推翻异族统治，两次起义期间的造币压倒性地强调了犹太民族传统。(28)首先，就钱币的材质而言，两次起义都发行了银币。到罗马帝国时期，金币和银币的制造由帝国严格控制，擅自发行银币不啻是发表独立宣言。不仅如此，第一次犹太战争时期发行的银币纯度非常高，很可能表明起义军当时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创一个新纪元。(29)再次，从钱币使用的象征符号看，诸如丰饶角之类的非犹太符号不见了，典型的犹太符号则开始涌现。象征犹太人丁兴旺的石榴由一枚变成了三枚。有的犹太符号系首次在钱币上使用，比如卢拉夫束(lulav)。这是一种束着桃金娘叶和柳条的棕树枝(即椰枣树枝)，犹太人会在住棚节期间挥舞它，以示在上帝面前欢乐。但在这一时期，挥舞卢拉夫束还带有欢庆胜利的意味。(31)这种鼓舞士气的动作对于犹太起义军的重要性，罗马人定然深有体会，哈德良皇帝在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后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犹太教的禁令，其中就包括禁止挥舞卢拉夫束。(32)此外，一些用于圣殿崇拜的礼器也出现在钱币上。第一次犹太战争的钱币上有俄梅珥杯(omer)和双耳瓶(amphora)：俄梅珥指在犹太历尼散月(Nissan)第15日献给圣殿的初熟谷物；双耳瓶则是用来盛放圣殿崇拜所用的液体，即水、葡萄酒和橄榄油。巴尔·科赫巴起义的钱币上不仅有喇叭、瑟(nebel)、金诺尔琴(kinnor)、有把细嘴盖瓶(flagon)，(33)更有圣殿本身--圣殿这时已被罗马人摧毁。将这些符号和铭文结合起来，便清楚地显示出犹太起义军已下定决心，他们要代表犹太民众去争取自由，拯救、重建圣殿并复兴其崇拜。
    最后，也是最特别之处在于，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所发行的钱币全部是利用罗马帝国的钱币重新加工而成。作为古代帝国进行政治宣传的“大众传媒”，罗马钱币上有皇帝的肖像。但人像违反了犹太教禁止崇拜偶像的诫命，于是，起义军用锉刀和锤子抹掉皇帝的头像，再打上犹太象征符号和起义口号，从而将这些异族钱币变成了自己的宣传工具。在传世的一枚银币上(见图1)，(34)仍残留着拉丁铭文“IMP TIT-AVG PM”(即“皇帝提图斯……奥古斯都，祖国之父”)，并仍可清晰辨识出罗马皇帝提图斯的头像。使用现成的钱币固然与起义期间的资源紧张有关，但犹太起义军却将这种不利因素巧加利用，以一种名副其实的压倒性方式显示了他们渴望自由的民族情绪。
    二、希律王朝时期的犹太钱币仅有希腊文铭文的犹太钱币则出现在大希律及其后代统治的时期，即公元前37年到公元95/96年。希律家族是仰仗罗马的支持而取代哈斯蒙尼家族统治犹地亚的。从出身上看，希律家族的先人迟至约翰·胡肯奴一世时期才被迫皈依了犹太教，尽管三代以后他们早已成了彻底的犹太人，但是大希律(前37-前4年)的政敌仍然会在政治斗争中拿他的祖先对他进行诋毁，讥笑他是“半个犹太人”。(35)不过这个缺点在罗马人眼中是优点，缺乏地方支持会使他更加依赖罗马，维护起罗马的利益来也更卖力，所以罗马封他为犹太王。他所造钱币上的铭文基本都是“属于希律王”(ΒΑΣΙΛΕΩΣ ΗΡΩΔΟΥ)。在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这类位于帝国边陲的藩属王叫做“rex socius et amicus populi Romani”，也就是“作为罗马人民的盟友和朋友的国王”。他们一般拥有罗马公民权，因而可以按照罗马法被罗马法庭审判和量刑，希律家族也不例外。(36)虽然他们统治的犹太国仍是一个王国，但其合法性依据不再是犹太人祖先留下的法律，而是罗马法，换言之，罗马法替代托拉成了立国的基础。希律家族之所以在钱币上放弃希伯来文而只用希腊文，乃是因为希腊文是罗马帝国东部的官方语言，他们想以此向罗马表明忠诚。一些传世碑铭在提到大希律时称他为“恺撒的朋友”(philok[aisaros])或“罗马人的朋友”(philoromaios)，便是强调了他对罗马的依附。(37)应该说，就反映希律家族统治的性质而言，钱币证据要比碑铭更直观、更生动。从材质上看，大希律及其继承人所造之币皆为铜币，(38)这与哈斯蒙尼王朝时期似乎并无不同。但必须注意到，到罗马帝国时期，发行民用的钱币一般来说已不再具有宣告政治自治的含义，而主要意味着发行当局是那种希腊罗马模式的独立社团。在罗马帝国东部，“城市”(polis)此时已不能再用传统的政治自治来定义，而演变成了一种行政和文化的构建，其功能在于把地方传统纳入帝国体系。各城市发行的钱币就像帝国全境那些家族性相似的公共建筑一样，正是这种构建的一部分。(39)就此而论，希律家族在钱币上只用希腊文，也是对这种趋势的反映，换言之，是在自觉地帮助一个更高的政治实体构建一种帝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