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可用的过去”
    考察古代犹太钱币时须注意到，对于犹太社会而言，造币行为本身是一种外来传统。圣经时代尚无钱币，支付是通过利用天平和石头砝码称量金块银块实现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发现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和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的希腊钱币，它们显然由希腊商人带来。(54)犹太人连续的造币史迟至哈斯蒙尼王朝时期才出现，而且沿用了希腊币制。此外，钱币上的许多图案，诸如丰饶角、题铭周围的花环、船锚、头盔等，乃是借自塞琉古王朝后期或罗马共和国发行的钱币。可见，与这一时期的犹太铭文一样，犹太钱币本身是希腊罗马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再次显示出犹太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并没有太多特点，而主要依赖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55)但是，这种原本并非犹太的物质媒介却为表达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如上所述，绝大多数古代犹太统治者能恪守十诫的第二条，不在钱币上表现人或动物的形象；哈斯蒙尼家族历代统治者的希伯来文钱币一律采用了圣经时代的古字体；大希律发行的那些含义暧昧的钱币，本身就是他体恤犹太臣民宗教情绪的一个明证；在反抗罗马的两次起义期间，起义领袖将“以色列”、“耶路撒冷”、“锡安”等字眼和一些圣殿崇拜的专用礼器刻在钱币之上。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钱币发行者试图传达这个信息：当时的犹太人分享了共同的过去。
    这种过去的稳定内核则是犹太人在圣经时代形成的宗教传统。石榴和用于圣殿崇拜的各种礼器等象征符号就直接来自这种传统。塞特·史华慈指出，耶路撒冷的圣殿和摩西五经在第二圣殿时期最终成了犹太集体认同的首要象征，当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围绕这些象征界定自我”。(56)在钱币上呈现此类符号，说明犹太统治者善于通过古代最便利的公共宣传媒介，自觉利用本族的核心文化制度来动员群众，促进团体一致。可以说，在广泛汲取和改造异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彰显圣经传统，正是古犹太钱币的突出特征。
    这一特征还意味着当下与圣经传统有着延续性。但是，这种延续性却带有人为的因素。开创犹太造币传统的哈斯蒙尼王朝在钱币上使用的希伯来文全是第一圣殿时期的古字体，这种字体当时早已弃用，连大多数识文断字者也无法解读，故此举并非要保存一种活生生的过去。如果正常的生活模式没有出现断裂，没有哪个社会会去费心重构过去。这只能解释为哈斯蒙尼王朝想以此来弥补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不足，即通过使用大卫王朝时期的字体来掩盖自己不是大卫王的嫡传直系因而无法名正言顺地出任犹太王的缺陷。因此，这种在钱币上被强制性重复的过去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为钱币发行者当下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可用的过去”。反复使用古字体尽管在政治上举足轻重，但对百姓的生活恐怕没有产生很大影响。罗马时期两次犹太起义所发行的钱币也使用了这种古字体，不过，巴尔·科赫巴起义期间的钱币制作者经常刻错或漏刻字母，(57)说明即使在它被复兴了两个半世纪之后，人们仍然没有掌握它的基本知识。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字体能够唤醒犹太百姓对第一圣殿时期大卫和所罗门统一王国的向往，这便足以满足起义领导者政治动员的需要了。(58)最后，饶有趣味的是，现代以来，古犹太钱币本身变成了一种“可用的过去”，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复制和运用。从1948年建国到2010年，以色列国共发行五套33枚流通硬币，这些硬币上的图案绝大多数来自犹太古币，尤其是来自哈斯蒙尼王朝和罗马时期两次起义期间发行的钱币。(59)此举显然是为了凸显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以色列故土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毕竟，在以色列建国前，哈斯蒙尼王朝是巴勒斯坦最后一个独立的犹太政权，而两次起义堪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捍卫政治自由的最后努力。然而，在古代犹太钱币与现代以色列国流通硬币之间，有的恐怕只是表面的相似，而无一脉相承的关联。这是因为，以色列建国时并没有从犹太古典传统或犹太流散经验中借鉴其政治组织。相反，由于建国之父们主要来自东欧，而且巴勒斯坦此前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以色列的政党和行政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了东欧和英国的先例，故最终确立起来的是议会民主制，而不是圣经中的君主制或哈斯蒙尼王朝那种以大祭司为首的神权政治，后两者已经成为“不可用的过去”。
    需要指出，近代民族主义常常呈现出复古的保守取向，往往自我形塑为古老先例的复兴者。墨西哥对阿兹特克文明的传承、美国对古罗马共和传统的发扬、希腊独立战争时期对古典希腊文化的利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近代民族主义的这种复古取向，与其说是真的想恢复其所宣称的古老过去，不如说是改造过去、重构过去，打着恢复的旗号来掩盖现代性所造成的与传统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断裂。犹太人在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开始大规模流散于世界各地，虽然他们精神上依然眷恋以色列故土，但在接下来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从未采取政治行动返回故土。以色列国在现代钱币上借用古犹太钱币的图像，不啻是用更古老的先例来否认这种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流散经验，从而为自己重新在巴勒斯坦建国寻找合法性。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貌似保守实则激进的选择，其实是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复古取向一脉相承的。这种复古不是好古或崇古，而是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集体记忆”的一种形式，(60)其所复之古的真实性并不根植在过去而是取决于当下的视角，犹太古币这类历史的碎片由此被用来塑造一种新的认同。
    注释：
    ①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②参见Christopher Howgego，Ancient History from Coins,London:Routledge，1995.
    ③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④相关研究综述参见Baruch Kanael,“Ancient Jewish Coin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ortanc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26,no.2,1963,pp.37-62; Emil Schüre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175B.C.-A.D.135),vol.I,Edinburgh:T.& T.Clark,1973,pp.602-606; Ya'akov Meshorer,“Jewish Numismatics,” in Robert A.Kraft and George W.E.Nickelsburg,eds.,Early Judaism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Atlanta,Georgia:Scholars Press,1986,pp.211-220; Jacob Neusner,ed.,Dictionary of Judaism in the Biblical Period,450 B.C.E.to600 C.E.，Peabody，Mass.:Hendrickson Publishers,2002,pp.125-128.近期的全面研究，参见Ya’akov Meshorer,A Treasury of Jewish Coins:From the Persian Period to Bar Kokhba， Jerusalem:Yad Ben-Zvi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