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之日起，就有了反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的情况是复杂的，不过归纳起来真正对启蒙持反对态度的思想不外乎两大类：一是带有较浓厚的前现代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它反感于启蒙对宗教和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并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敌意而仇视启蒙，代表人物为埃德蒙·伯克、德迈斯特、巴吕埃尔以及后期的尼采；二是具有现代文明精神的自由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应该对20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负责，代表人物为以赛亚·柏林、雅科布·塔尔蒙，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及法国解构主义者福柯和德里达。
    现在看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反启蒙思潮，因为它政治上相对比较正确，影响也很深广，已成为当今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构成要素。这一思潮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类现象的批判，无疑是深刻而有益的；但它把这类现象一概归咎于启蒙理性，却也有相当的荒谬性和危险性，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研究学院教授约纳森·伊斯瑞尔(Jonathan Israel)推出的一部力作《受争议的启蒙：哲学、现代性与人的解放(1670-1750)》(Enlightenment Contested：Philosophy,Modernity，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0)，及其激起的热烈讨论，显示出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高度关注。伊斯瑞尔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也颇有启发性：他认为对于启蒙运动的这种胡乱批评，说明“什么是启蒙”这个古老问题实际上仍未解决--“我们关于启蒙几乎从未做出综合的全面的说明。关于启蒙仍有许多不确定性、许多疑问，人们对启蒙到底是什么还是不清不楚的，无论是启蒙的朋友还是敌人都说不清楚。”①启蒙到底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当然不可能对它做出正确的评价，而伊斯瑞尔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伊斯瑞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试图以斯宾诺莎哲学为基点把复杂纷纭的启蒙思想统一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成功，这里不拟评说。但不言而喻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止这一种，人们完全可以往其他方向做出另一些尝试。现在我们就来试试另一种办法，我感到用这个办法来反制对启蒙的胡批，也许更为便捷。
    一、“何为启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德国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詹姆斯·施密特在他主编的论文集《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前言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是‘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却独一无二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由于一些难以阐明的理由，不论是法国哲学家还是苏格兰的道德学家(只是提到两个最可能的派别)都不像他们说德语的同事那么关心‘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②这段话发人深省。
    我们知道德国人最善抽象思辨，是一个著名的哲学民族。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德意志启蒙运动起步是比较晚的，大概在18世纪60年代，这至少比英法晚了30来年。数十年中，他们看到英法那边的学人们热衷于标新立异，表现异常活跃，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不免好奇，并在好奇之余习惯性地给这现象来了个概念化，称之为“启蒙运动” --Aufklrung，并着手认真琢磨其中的意义蕴含，还为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那么为什么“启蒙运动”这东西会引起德国这个哲学民族如此强烈的关注?只能是因为他们隐约地感觉到这件事情意义非同小可，然而这意义又模糊不明，一时说不清楚。为什么说不清楚?没有别的，只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内部情况过于复杂了，矛盾重重，云遮雾障，需要经过艰苦探索、细心辨析才能发现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启蒙这件事在德国哲学家眼里，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不可以做简单化的理解。
    可是，对于德国哲学家的这种缜密与谨慎，后来的很多人似乎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显然更喜欢把启蒙运动简单化。比如我国史学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都习惯地把启蒙运动看作是一个法国现象，似乎法国启蒙运动就代表了启蒙运动的一切。只是在前不久，我们才知道除了法国启蒙运动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苏格兰启蒙运动”，其精神气质和法国启蒙有颇大的不同。其实除了法国和苏格兰启蒙之外，也还存在着调子各异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而且法国启蒙和苏格兰启蒙是否真像施密特说的那样“最可能成派”，也都是很难说的，因为这两个启蒙和其他国家的启蒙一样，内部都有着显见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启蒙运动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众多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其实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的，甚至有些“启蒙思想家”究竟能不能被冠以这样的名头，都是个争议尖锐的问题：如维柯，如卢梭，就在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而就施密特本人而言，究竟有没有“启蒙”和“反启蒙”这样一些东西，其实都大可存疑：由于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相关研究已经对18世纪的“理性时代”性质提出了严重质疑，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启蒙运动”这个概念很可能只是19世纪末期盛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一种臆造，而“启蒙”既然不真，“反启蒙”也就无从谈起了。③二、启蒙理性的二元性有人可能纳闷，判定一种思想是不是启蒙思想，有那么难吗?标准很简单啊：看它承认不承认理性的绝对权威就可以了么。这恰好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关于启蒙运动的简单化理解。对此，人们可以立即提出一个追问：什么叫理性?也许对所有“反启蒙”者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他们几乎都肯定地认为，启蒙运动崇尚的理性就是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它与上帝没有任何关系，是人类固有的一种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趋利避害并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推理能力。当然，许多支持启蒙的人可能也持这个看法。可事实上这种“科学理性”并不是启蒙所宣扬的“理性”的全部。应该说它只是启蒙理性的一半，甚至可以说只是启蒙理性比较表层的东西，而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也并不是在一直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战场的法国，而是在英国或苏格兰，并与英国特有的经验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启蒙理性的另一半，或者说启蒙时代人们崇尚的另一种理性(也许这还是启蒙理性更深层的东西)，即使不是与科学理性截然对立也是与其大相径庭的。因为它虽然也讲推理，也讲趋利避害，也讲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并不绝对以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关注人的心灵感受、道德价值和人格完整，同时还不排斥宗教信仰，甚至把信神作为实现其社会变革方案的必要条件。这种理性的倡导者，我们知道，主要就是卢梭。卢梭是一贯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坚持捍卫宗教信仰的，为什么?原因就是他感到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由于坏人太多，要做好人就很难，这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做好人，也不能不提倡大家去做好人，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诉诸宗教了，也就是必须设想有一个由神主导的后世的存在，在那里有德的人可以得到奖赏，缺德的人则会受到惩罚。卢梭当然也懂得宗教是一件压迫工具这个道理，但他同时相信唯物主义无神论也是这样一件工具。而且他还尖刻地认为，鼓吹无神论的启蒙哲人们反对宗教，只是因为他们要和教士们争夺知识上的主导权，为此他们需要得到政治当权者的支持，因为后者本性上都讨厌会限制他们的权力和贪欲的宗教。这也就是说，在卢梭看来，唯物主义无神论只是那些希图满足自己的知识的自负启蒙哲人讨好政府官员的一件工具，目的是在他们同教会的话语权斗争中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庇护。此外，卢梭还认为无神论实际上是为贵族、为有钱人服务的，因为无神论不相信彼岸的天堂，主张天堂就在此岸，在人间。可是，能在人间建立自己享乐的天堂的人，除了有钱人还能是谁呢?穷人反正是无法在此岸住上天堂的，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后世，希望死后灵魂能住进天堂。所以卢梭说，真正需要宗教信仰、需要上帝的人是那些受苦的人，他们因为在此世没有机会享受幸福，因而非常需要在困苦之中得到一点希望和慰藉，可就这点可怜的东西，野蛮的无神论都要把它夺走，实在太不像话啦。④这里，我们看到了卢梭对劳苦大众的确怀有一种至真至切的关怀，然而他的这些看法却完全不符合那种被认为是启蒙运动基本依据的科学理性，而且卢梭的主要活动范围又恰恰是在法国，即在那个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主战场的地方。同时我们还知道，尽管卢梭生前一直受排斥，但他的影响却在他死后(卢梭和伏尔泰均卒于1778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临近，卢梭的思想越来越受欢迎，终于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压倒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流，而成为大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