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卢梭常有类似的与启蒙主流作对的言论，许多人曾把他认作“反启蒙”的主要先驱。然而我想他们也会不得不带着强烈的困惑承认，卢梭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一员主将，因为启蒙时代一篇最大胆、最全面的批判基督教的文字正是出自他的笔端--那就是《爱弥儿》第四卷里的那篇“一个萨瓦省牧师的信仰自白”。就连处处看不惯卢梭的伏尔泰在读到这篇文字时，都忍不住要击节赞赏。⑤也正是在这篇文字里，卢梭还设想了一种用以取代基督教的“真诚教”或“良心教”，该宗教的终极依据，既不是神启，也不是理性，而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自然情感，是一种心灵的“真诚”；而其终极目标，则是让现代人摆脱人格分裂状态从而成为“完整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故而也是和启蒙的精神完全合拍的，因为整个启蒙运动的最高理想，本来就是要为人类设计一个最符合人性的社会。由此可见，所谓“启蒙理性”实际上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或者说启蒙运动所依据的理性实际上有两种，而这两种理性，不是别的，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t)”和“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t)”：前者是伏尔泰们所尊奉的科学理性，后者则是卢梭们所钟爱的人文或人本理性。其实这两种理性，在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中都普遍存在，只是科学理性更多地与来自培根的经验主义传统相关联，因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表现最为突出，而人文理性更多地与来自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即所谓大陆理性主义)传统相关联，因而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表现得更为活跃：实际上即使是十分推崇英国经验主义的法国启蒙主流派，由于受本土思维传统、精神气候的影响，也还是带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总要把英国人有关权利的各种具体概念演绎成普适的抽象口号，以至于他们关于工具理性的宣扬本身就缺乏底气，他们的优势为直接从笛卡儿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卢梭所取代是迟早的事。
    三、“祛魅”与“返魅”的对立与平衡不过，尽管有卢梭异调独弹，法国启蒙运动反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色彩仍始终浓厚。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即使是热衷于回归宗教--“返魅(re-enchantment)”的卢梭，他最终追求的也还是“人性完整”这种把人看得高于一切的人道主义目标，这跟传统基督教完全不是一个路数。结果一些“反启蒙”者便认定，法国启蒙运动乃至整个启蒙运动，是导致“上帝之死”的罪魁，而真正的信奉态度泯灭的后果，是整个现代社会生活方向的丧失，是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毫无意义。⑥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启蒙运动对教会反动势力的进攻是犯了弥天大罪，也不能同意把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启蒙运动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但是，说启蒙时代“人是机器”之类的彻底“祛魅(disenchantment)”理论对社会道德状况多少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启蒙运动并非只是法国的运动，因而即使整个法国启蒙都矢志于“祛魅”了，也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整个启蒙运动的本质。实际上，现代社会的过度世俗化反映的只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无神论思潮的一种片面发展，而这种无神论远没有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知识界的共识，即使是在英国这样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基础远不如法国牢固的地方。特别是在法国的东邻德国，那里的启蒙运动和英法两国的启蒙运动都不大一样，主要是一直对宗教信仰保持着更多的尊重。折中主义似乎从来就是德国哲学主流的本质特征，这种折中主义常常为人们所诟病，其实其中很可能蕴含着一些我们还不曾领悟到的了不起的智慧。在德意志启蒙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是对牛顿机械哲学和笛卡儿唯理主义的一种折中。莱布尼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哲学的特点是一方面试图创立基于精确逻辑定律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一方面又力图避免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式机械哲学所蕴含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也就是希望在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一元论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⑦沃尔夫是莱布尼茨的得意门生，他的哲学也是一个折中主义的体系，融合了源自苏格拉底哲学、莱布尼茨哲学以及现代数学和科学的概念，他与莱布尼茨的主要分歧，是在来自演绎的“推理的真理”和来自归纳的“事实的真理”之间，更强调后者的哲学确定性，同时在美学研究中另辟蹊径，提出了“复合情感”的概念，即理性与情感相交融的感受。⑧就是沃尔夫的这个“复合情感”说，后来成为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基调，其核心精神是要在启蒙哲学中为宗教信仰留下一块合法的地盘。⑨德意志启蒙学派承认并赞美理性在获取自然界真理方面的作用，但也明确提出，单靠理性的力量不可能完成高水平的艺术创作，也无法获得宗教真理。看来德意志启蒙运动对情感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对宗教真理的尊重，而这一情况似乎和德国特有的路德宗虔敬主义(Pietism)运动有密切的关联：虔敬主义强调宗教的要旨不在于外在的、教条的形式而在于“内心的虔诚”，特别注重个人主观情感体验(比如，虔敬派领袖斯彭内尔认为，在解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心”要诚，理智上的解释出现分歧问题不大)。就因为有这种重情感而轻理智的倾向，虔敬主义常常被说成是一种反启蒙的思潮。但在基督教主流神学家们看来，这种虔敬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启蒙主义思潮，因为它把基督教信仰变得过于个人化、内在化和主观化，把追求虔敬完全等同于追求个人内在属灵经历，结果“无论在气质上还是在方法上”都类似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⑩这么说来虔敬主义和卢梭的神学思想的确很接近，但这究竟是启蒙思想还是反启蒙思想，却又可以见仁见智。不过现代学者一般都把虔敬派运动看作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了，认为那是德国启蒙内部的一股重要而异己的思潮。(11)也许这种不彻底的理性主义有一定的消极性，德意志启蒙运动因此缺乏晚期法国启蒙运动所特有的那种强有力的革命潜能，从而为后来德国的历史预设了某些不良的因子。但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法国启蒙的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也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它有可能带来现代社会的过分世俗化从而导致物欲横流和道德败坏。那么如何克服这一危险?窃以为德意志启蒙运动的妥协精神颇有借鉴意义。实际上，以往长期被认为不重要的德意志启蒙运动理应在今天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因为唯有德意志启蒙运动才能让我们真正明白：所谓“启蒙”，并非一种纯粹理性的运动，其中客观地存在着理性与信仰或理智与情感的对立与统一，存在着“祛魅”与“返魅”(或“守魅”)之间的紧张，这也就是说，欧洲启蒙运动并不一概主张绝对的世俗化。
    四、天赋人权的内在冲突：自由与平等启蒙运动内部的第三个重要的张力，存在于自由与平等这两个理念之间。本来，自由与平等是自然法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启蒙时代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两项权利若真正得到了实现和保障，人类社会便进入了最理想的状态，其他一切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如财产、幸福、安全、免于压迫等等，都将自然到位。当然，发展出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法国启蒙哲人群体；而使这种观点发展为全球性的共识、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的，也主要是在法国启蒙激励下发生的法国大革命。
    大概自法国大革命时代起，自由和平等就一直同时为一切正义的人们所孜孜以求。然而，人们却很少注意到，由于人们的天赋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其实都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很难同时兼顾或兼容。举一个最容易为我们理解的例子：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物质生活资料虽然很匮乏，但毕竟人人的生活状况都差不多，没有显见的贫富差异，大家享受着一种经济上的大致平等，只是这平等完全是靠抑制人们发挥个人聪明才智的自由换来的，当然同时受到抑制的还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改革开放后，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自由发挥了，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起飞，可是社会的贫富分化进程也随之起步，经济平等很快不复存在。一般说来，发挥个人天赋的自由总是和社会的经济平等状态不相容的，这里“自由”多一点，“平等”自然就要少一点，反之亦然。尽管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过度的经济不平等毕竟也能成为一切罪恶的总根源，所以能否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