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军大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西方舰队”(Western Squadron)，也即在战时派遣一支可独立作战的强大战舰集群在英伦三岛正西面约75万平方公里的长方形海域(即所谓的“西方通道”[Western Approaches])游弋巡逻。“西方舰队”的实践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正式组建是在1740年代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其时，舰队规模达到几十艘至上百艘战舰，1-2万名水手和士兵，携带长达2-4个月之久的给养。(93)“西方舰队”有着极大的战略价值，它既能最大限度地防止英国本土遭入侵，又可保护英国的大西洋贸易通道，更能够有效拦截法国和西班牙进出美洲的商船和军舰，基本切断这两个国家与其殖民地的联系。(94)主要是基于“西方舰队”的成功实践，马汉在19世纪末对海权作出了如下评价：“海权具有一种无声的、持久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压力。它在断绝敌人的资源的同时，保护着自己的资源……占绝对优势的英国海上力量是决定欧洲历史的一种重要因素，它使英国一面在国外从事战争，同时又能使国内人民安居乐业，并且建立起现在依然存在的大帝国”。(95)其他欧洲国家也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七年战争后法国外相尚赛尔(Etienne Francois de Choiseul)在积极准备对英国复仇战争之时推动法国重新扩建海军，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西班牙也奋起直追。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时的1775年，法西两国的海军实力大大增长，并在此后15年间进一步壮大，缩小了与英国之间的差距。1775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32.7万吨，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总吨位已分别达到19万吨和18.8万吨；到1790年，英国海军总吨位为45.9万吨，法西海军总吨位分别为31.4万和24.2万吨，(96)两国相加已超过英国近10万吨。但是，它们的实际作战能力还远远比不上稳健发展的英国海军，在随后长期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发挥出巨大能量，再一次摧毁了敌国的海军实力，保持住绝对的海上优势，为整个19世纪的英国霸权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时，英国海军舰只数量(755艘)占到了全球军舰总数的一半，总吨位达60.9万吨，而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总吨位则分别降至22.8万和5.99万吨。(97)五、双向发展战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为外交提供强大的后盾并规定着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而根据国家实力、地缘政治以及战略对手的竞争态势作出具体准确的谋划并适时调整，同样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外交折冲。英伦三岛位于欧洲大陆西端，一条并不太宽的英吉利海峡(最宽处120英里，最窄处仅21英里)将英国与大陆隔离开来。这种地理位置，促成了英国的双向发展战略：英国是一个面向海洋的国家，海权是其立足之本；但它又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必须关注欧洲大陆战略格局对它产生的任何有利或不利影响。故有学者称，在18世纪，英国的外交和战略方案总是随着内政环境、外交猜测和战略机遇的变化，时而偏向于“大陆趋向”(continental orientation)，时而偏向于“海洋趋向”(maritime orientation)。(98)与争夺制海权的努力一样，英国的“大陆趋向”也首先是源于对来自大陆国家入侵英国本土之威胁的考虑。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大陆的扩张政策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势力的举动使这种威胁十分明显，英国人充分意识到，如果大陆出现路易十四这样的霸主，英国的本土安全将岌岌可危。故威廉三世及其继承人安妮女王必须把遏制法国霸权作为最主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在1689-1714年间，英国的外交口号经常是“建立欧洲均势”和“维护欧洲自由”，这项目标通过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得以基本实现。值得注意的是，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势力均衡”称为和平的保证，该和约宣称势力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续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和约的宗旨即是“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和安宁”。(99)从路易十四之后直到拿破仑的崛起，欧洲实际上没有再出现严重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的大陆霸主。因此，当时的一些英国人和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一些英国政治家夸大了来自大陆的威胁，还有人认为英国干预大陆政治的倾向是受汉诺威王朝君主私利的引导。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杰瑞米·布莱克较为公允地指出，“不管英国的统治者是谁，英国人有着接受一个欧洲角色的必然性，也即，汉诺威王朝与大陆的联系并非英国干涉主义的起因。汉诺威的大陆联系和英国的干涉主义都必须对一个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作出反应”。(100)如果说1713年之前英国为建立一种欧陆均势而努力的话，那么，1713年后它必须为维持已经建立的大陆均势而继续关注和干涉大陆政治，防止出现另一个路易十四那样的大陆霸主。就此而言，英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18世纪欧洲大陆之所以没有出现压倒性的霸权国家，有多种因素造成，其中，英国对大陆局势的时时干预是重要的一条。正因为如此，汉斯·摩根索把英国称为“均势操纵国”的典范。(101)虽然18世纪英国在多次战争中与法国为敌，以致有人称1689-1815年是“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102)但我们绝不能把18世纪英国的大陆政策简单地称为“反法政策”，而更应该确切地称之为“均势政策”。事实上，英国反对的是任何有可能危及欧洲均势的大陆国家，为了这个目标，它甚至可以与法国合作。例如，即便是路易十四的终生死敌威廉三世，为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因获得西班牙遗产而力量过于庞大，也在1689年和1700年两次与路易十四秘密谈判，合谋划分西班牙遗产。(103)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衰落的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而复兴的西班牙却四处扩张，对乌特勒支条约体系构成威胁；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也力图向西进击欧洲。在此情况下，英国竟能与法国结成长达15年(1716-1731)的同盟，共同对付西班牙和俄罗斯，保证乌特勒支体系的完整和欧洲的稳定。正如丘吉尔曾总结的那样，“英国的政策与国家和统治者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或潜在的称霸暴君”。(104)正是由于这种机巧性，英国才能够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力保奥地利不致崩溃，8年后又在下一场战争(七年战争)中与从前的敌人普鲁士结成同盟，合力打击从前的盟友奥地利。
    英国所谓的“海洋趋向”，则是与“大陆趋向”相对应的一个战略选择，它主要体现为英国的“蓝水”政策。但“海洋趋向”除了尽力发展海上力量之外，还有着努力扩展海外贸易和抢占海外殖民地两大元素，恰如保罗·肯尼迪所述，“贸易、殖民地和海军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问的相互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105)在18世纪这个“重商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代，扩张海外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乌特勒支条约》之后，国家利益不再只是王朝利益和大陆争斗，它加进了中产阶级的贸易需求、海外殖民地财产等方面的因素。固然，18世纪英国议会两院大多数议员是贵族和乡绅阶层，他们“与海洋或贸易并无任何联系，也不住在滨海地区。但是，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面上不夸夸其谈，他们的确越来越意识到海军、贸易和殖民帝国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106)另有学者称，虽然“国王和大臣们必须比商人们更宏观地考虑英国与欧洲均势的结合问题，但对于商人来说幸运的是，出于战略和商业的考虑，贵族们看不出有什么好的理由将支持全球贸易和获取海洋帝国与英国作为欧洲大国的战略利益分割开来。他们很划算地把这两个目标融合成一个联合战略”。(107)彼得·斯特恩斯则断言，“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同类群体相比，英国的贵族阶层更倾向于贸易”。(108)他们与商业阶层一样，都坚信贸易是国家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来源，如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亨利·圣约翰·博林布罗克(Henry St.John Bolingbroke)宣称的那样：“所有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极大地依赖于它们的商业和贸易……好的政府应该趋向于利用所有的优势获取商业和贸易的改善”。(109)这种理念在英国付诸了实践，安妮女王在1714年就明确宣称，“本国的利益乃是通过贸易来壮大自己”。(110)故而，扩大对外贸易成为英国崛起过程中一项不遗余力的对外战略目标。1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英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673.5万英镑增长到1797年的4993.1万英镑，100年中增幅达7.41倍。(111)其注册商船吨位则从1702年的32.3万吨增长到1802年的190.1万吨，100年间的增幅达5.88倍多。(112)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蓝水政策的不断推进，英国与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与此相应，英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在其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700-1701年间的82％下降到1772-1773年间的40％，来自欧洲大陆的进口从68％下降到47％；总体来说，欧洲在英国海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713-1717年间的74％下降到了1803-1807年间的33％。(113)对外出口贸易能极大地刺激本国制造业的繁荣，这是古典重商主义信奉的一条准则。英国的出口贸易总额从1697年的229.5万镑上升到1797年的1609.3万镑，增长了7倍，足以见证这100年间工业革命准备和开始初期英国制造业较快的发展步伐。但英国并不一味追求贸易出超，而主要是追求贸易总量。在18世纪的大多数年份中，英国的出口贸易额在外贸总额中一般约占35％-40％的比例，小于约占40％-45％的进口贸易比例。但另有20％左右的转口贸易存在，基本抵销并扭转了贸易入超。(114)对英国政府来说，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出口贸易，甚至更为显著，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的关税收入。从1692年到1792年，英国的关税收入从89万英镑增加到410万英镑，100年间增长了约4.6倍。在18世纪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关税收入均占英国国库收入的23％以上。(115)获取海外殖民地的冲动直接来源于对贸易的需求。伊万·卢亚德称殖民地对于18世纪欧洲国家的价值不是出于军事原因，而是由于它们能够对国家的贸易平衡作出贡献。(116)这个断言虽然有所夸大，但并非没有道理。随着18世纪英国殖民地数量、面积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殖民地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有统计表明，在1689-1774年间，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增长了5倍，并且在英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689年的15％增长到1774年的33％。(117)当然，除了贸易利益之外，殖民地还是向母国提供贵金属、重要原材料和战略物资(也即用于造船产业的“海军物资”如木材、麻绳、亚麻、铜、沥青和焦油等)的产地，并且殖民地可使母国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更加自给自足，因而也更加强大。(118)同样重要的是，获取殖民地固然需要耗费英国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大陆、非洲大陆沿岸、印度等地区渐次获取的星罗棋布的殖民地或殖民据点，又为英国海军在全球范围的行动提供了一系列便利的基地，使其更有效地执行远洋贸易护航、截击敌国商船和舰队并掠取更多殖民地的作战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