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布战争结束110周年。这场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战争以1899年10月11日布尔人袭击英国的南非属地纳塔尔为开端，以1902年5月双方签订《弗里尼钦合约》宣布英国的军事胜利结束。英布战争在世界近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仅对正值衰落的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与美西战争、日俄战争等共同宣告了旧式战争的终结，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到来的一个主要历史标志。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不少的相关研究，但都明显地集中在探讨战争的起因、性质，以及对英国和南非的影响，至于对其他参战国的研究甚少。事实上，当时的英国之所以能够赢得战争，是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殖民地国家的支援密不可分的。其中，新西兰是第一个向英国提供援助的英殖民地国家，而且英布战争也是新西兰第一次参与海外作战，对其影响无疑深远。因此，1999年10月21-22日，在新西兰参加英布战争100周年之际，以参战的新西兰战士的后裔为主的社会各界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召开纪念研讨会，并出版了一份报告《To Fight for the Empire,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New Zealand and the South African War,1899－1902》。2002年5月，来自英布战争参战国的专家学者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举行了纪念英布战争结束100周年的学术活动，并由奥克兰大学出版了论文集《one flag,one queen,one tongue》。笔者拟以上述会议及其成果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来阐述新西兰参加英布战争的原因、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以期改善有关英布战争参战国研究的学术匮乏。
    一、新西兰参加英布战争的原因
    早在英布战争爆发之前，时任新西兰总理的理查德·塞登（RichardJ.Seddon,1845－1906）就曾建议国会向英帝国政府提供一个武装步枪小分队。这个提议获得压倒性的支持，仅有5人反对。提议通过后，新西兰战士热情高呼：“上帝拯救女王”[1]1，奔赴南非。新西兰人之所以如此热忱地支持英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1.与英国的多重特殊关系成为新西兰参战的推动力
    自1769年英国的库克船长登上新西兰这片土地后，新西兰很快成为英国人的新定居点，移民不断涌入。结果，在新西兰的人口中，不列颠移民的第一、二代子孙占据了较高的比例。所以，新西兰人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不列颠人。而1840年2月6日，随着新西兰的土著毛利人与新南威尔士总督霍布森在诸岛湾的怀唐伊镇签署了《怀唐伊条约》，新西兰正式成为英王室的殖民地（1856年改为自治殖民地）后，英国文化逐渐成为新西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由于西方种族优越论、文明优越论等思想在19世纪的泛滥，并成为西方各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动因和发动战争的重要借口。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区域内，向其他地区传播英语文化成为许多人的强烈愿望。新西兰作为英国移民后裔为主导的殖民地，自然同样怀有输出、包围英语文明的使命感。正如塞登1899年在国会上所言：“我们必须参加这次战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世界自治家族中的一员，我们是讲英语的国家中的一员。”[1]3正是这种浓厚的“恋母情结”，使得新西兰人愿意为有着“亲属关系”的英国提供援助。塞登在送别第一小分队的离别仪式上就慷慨激昂地演讲道：“新西兰人要为一面旗帜，一个女王，一种声音而奋斗，为一个国家--大不列颠而奋斗。”[1]vii
    新西兰与英国不仅有着特殊历史与文化关系，而且现实中也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如1876年以后新西兰从英国的进口占到60％以上，这一份额到1930年仍维持在50％以上。而英国市场在1891年以后占新西兰出口的80％，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期[2]140。两国在资本方面也有着非常密切的融合，特别是新西兰拥有大量的英国资本。从19世纪70年代起，新西兰政府就从英国金融市场上借贷了大量的资本，同时英国私人资本也大举进入新西兰。比如“新西兰国民银行”基本上就是由英国资本控制，新西兰的其他银行也受英国银行的巨大影响[2]140－141。此外，在政治制度上，新西兰也是完全仿效英国。如1856年建立的新西兰第一届责任制内阁，其政府的组成就是由议会中的简单多数来决定。这种模式无疑是英国责任制政府模式的最精确翻版[2]63。正是基于这种血缘关系和利益关系，塞登代表新西兰人由衷地说道：“不管这些英国人在地球上有多么分散，他们都被一种爱、一条深红色的纽带、一种团结的力量联系在一起”[1]2。
    2.参战是维护新西兰自身安全战略的需要
    塞登曾表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混杂着我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殖民地分裂，那么帝国的力量将会受到削弱，相反，如果殖民地团结，帝国的力量就会加强。我们知道帝国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英国的国旗是我们要保护的；如果没有帝国，又怎么会有新西兰？”[1]9由此可见，新西兰认为大英帝国在维护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安全方面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而19世纪80年代达成的“杰伊沃斯原则”规定，由英国为其殖民地提供威慑力量--远洋舰队，各殖民地平时提供海军基地，战时则为英国提供远征军，以及海军财政方面的津贴来支持英国的防御。这对新西兰的国家安全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使新西兰的对外关系走出了困境，也使其对英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加强。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根据“杰伊沃斯原则”，新西兰出于维护宗主国利益的需要而第一次为英国血洒战场。
    新西兰在迅速表示要支持战争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了外部的严重威胁。比如，亚太地区的日本不断崛起，既积极谋求东北亚霸权，也觊觎海洋霸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使得塞登看到了日本海军的壮大。因此，在1897年召开的伦敦“殖民地会议”上，塞登表达了对日本的强烈不满，他指出：日本舰队得到了加强并且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同时指出中国的海军力量也得到了加强。事实上，当时不仅仅只有日本追求太平洋利益，太平洋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势力的竞技场。在这种形势下，塞登认为新西兰的安全要得到保障就必须保持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依托英国保护自己。正是出于这种安全因素的考虑，新西兰方面提出：“我们的力量依赖于整个英帝国，所以我们必须维持帝国的团结。”[1]9为此，新西兰决心要参加英布战争。当然，新西兰积极参与英布战争还有借机提高对帝国政治参与度和提升其在英帝国内部政治地位的目的。正如塞登所坦言：“参加英布战争这个建议能够加强殖民地对英帝国政治的参与机会，如果我们承担维持帝国的经费，那么我们就有机会拥有这块或者其他殖民地的代表权直接参与联盟政府的统治。”[1]9
    3.参战是新西兰对战争局势判断偏差的结果
    在英布战争前，新西兰主要通过英国获取南非消息。可想而知，各种信息在进入新西兰之前都已由英国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了修改，都尽量有利于英国的利益。所以，不可避免地使得英语世界国家对南非政局判断出现偏差、对布尔人的认识浮于表面，使得英帝国内部对战争的起因与性质做出不实的分析，结果使社会舆论、政界都一窝蜂地支持英国。比如新西兰就认为英国在第一次英布战争中所提出的决议是“和平的”[1]4，甚至是有失尊严的，并由此认为这是英国爱好和平的表现。又如，第一次英布战争中英国所取得的对德兰士瓦的外交控制权，却被英国解释为宗主权。所以，当1899年布尔人率先发动战争时，新西兰认为是布尔人忘恩负义，战争是布尔人对保护国的颠覆和叛乱。
    信息渠道的单一性严重影响了新西兰的决策者们。连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新西兰国防部部长的詹姆斯·艾伦也曾经说道：“英国从来不会拔剑，除非是出于好的动机”[1]3，塞登也认为：“英国在与布尔南非共和国的争端中的立场是合理的、合法的”[1]5。
    4.参战是新西兰国内反战力量薄弱的必然反映
    尽管国会以压倒性的优势支持了塞登派遣第一小分队的提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新西兰人民就乐意看到自己人去征服布尔人。在当时的新西兰社会，就存在和平主义、反资本主义、格拉斯顿自由主义、爱尔兰民族主义等反战思潮和厌战情绪。不过，这些反战言论都不是社会主流声音，其力量相对薄弱。例如，1899年惠灵顿一位名叫考琳（CoIIings）的反战主义女士给和平组织写信寻求帮助，“我不想评论英国行动的对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追求和平。作为一个妇女我和其他人一样，看着我们勇敢的少年离开祖国，有些可能再也回不来，我希望战争有一天不再发生，我知道这种观点现在在国内是不受欢迎的，但是我想战争会给新西兰人民带来苦难，随着这种苦难的加深，新西兰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会出现的。”[1]29考琳还附上了自己的住址--威尔丽丝大街124号--希望爱好和平的人能够联系她。但是在几年时间里，去过那里的只有一个木匠和一个海员，而考琳也被认为只是与劳工运动有关。考琳的信及其效应清楚地表明反战主义在新西兰国内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新西兰国内不仅反战力量影响不大，而且反战人士也受到当局的压制。如1899-1900年担任惠灵顿海港委员会主席的哈欠森（Hucheson），在成为反资本主义思想的主要鼓吹者后，就被国会辞退了[1]30。总之，在新西兰国内的反战派与主战派的整个较量中，主战派打着维系民族感情、维护民族利益等旗号，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反战派，使得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向英帝国提供援助的自治殖民地。
    二、新西兰参加英布战争的表现
    在英布战争中，英属海外殖民地提供的帮助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他们提供了超过3万名来自海外殖民地以及5.2万名来自南非殖民地（包括兼并后的布尔南非共和国）的战士。其中，新西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向英国方面提供了军事、医疗、教育以及物资上的帮助。
    1899年10月21日，由兰夫利（Ranfurly）勋爵带领的第一小分队开赴南非战场。在英布战争期间，新西兰先后派出了10支小分队超过6000名战士，除最后两支没有参加重要战役外，其余8支小分队在南非战场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军队一起为英国浴血奋战，对赢得战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1900年1月底，新西兰亚历山大女皇山地小分队与英军一起开始反攻作战，并于2月15日解放了金伯利；1900年3月13日，小分队又和英军一起攻陷了奥兰治自由邦的首都布隆方丹，扭转了战局[3]。的确，从1899年第一小分队到达南非之后，新西兰军队就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并被人们称为南非战场最好的山地部队。南非战场作战的成功使得新西兰军队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新西兰人天生就是优秀的士兵，只需要少量的训练就可以有出色的表现。如1902年有一个叫詹姆斯·亚历山大·弗雷泽（James Alexander Fraser）的小分队士兵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高度地评价了新西兰军队：“第七小分队自从被派到南非就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显示出第一流的英国骑兵与狡猾的布尔人之间的较量。当我们第一次遇到第6、8、14骑兵团时，以为他们会向我们做出指示，可是他们却连靴子都穿反了。”[4]不但如此，在小分队奔赴战场之前，新西兰已经组织起了志愿军。战争的爆发和爱国主义热情的高涨使志愿军的规模大幅增加，从1898年的4500人急速上升到1901年的17057人[4]。此外，新西兰也曾派出过由土著居民毛利人组成的小分队。但由于伦敦当局认为这是一场白人的战争，所以毛利小分队在南非战场的作用十分有限（但这并没有阻止英国征募一定的南非黑人来参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