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军队在南非战场英勇作战，但士兵的军旅生活却十分艰苦。新西兰战士每天有11-12小时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们在野外宿营，食物供应匮乏、单调，主要是饼干和牛肉罐头，且衣衫褴褛，经常遭受虱子的侵扰。据统计，在新西兰派出的10支小分队中，有71人死于战场或者因伤势过重身亡，26人死于意外，133人死于疾病，其中一半以上死于伤寒[3]。为此，第六小分队还在1901年进行了一场游行，要求更换破旧的军服，但却以失败告终。
    为了改善战场的医疗条件，新西兰给每支小分队都配备了医护人员。在战争期间，新西兰大约向南非战场派遣了30名护士，这也是新西兰妇女唯一可以直接参与战争的领域。这些护士是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受过专业的训练。她们驻扎在军事帐篷医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控疾病。如前所述，新西兰士兵驻地虱子横行，首次在人类历史上发明的“集中营”更是疾病盛行。因此，新西兰护士在南非战场救死扶伤，为英布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2年，根据英帝国政府的要求，新西兰又征募了20名女教师派往南非战场。她们的任务就是教育集中营里的布尔妇女和孩子。本来规定服务期一年，但这些女教师一直工作到集中营解散。之后，她们又转战布尔城镇和农村学校，甚至有部分人就留在南非，结婚、定居。她们的生活、工作条件也和士兵一样，非常简陋。亚历山大·罗伯逊·福尔科纳（Alexander Robertson Falconer），一个在战争中照顾了最后一个伤者的新西兰医生，他在写给朋友杰克的信中说道：“我从报纸上得知有20个女教师将要到集中营中来，虽然她们在这里会过的相当清闲，但我是不会建议一个女孩离开自己家到这种地方来的，除非她们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3]
    新西兰人除了直接参与英军战事外，也为英帝国政府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援助。除了政府的财政拨款外，妇女们为战争筹款的表现和贡献尤为突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政府大楼举办的道格拉斯女士的爱国主义狂欢节吸引了5000人。而在狂欢节中，一个特殊的表演就是包括首相女儿在内的身着卡其布军服的女子军团的演出。这是一个由50位年轻妇女组成的特殊团体，她们的表演被刊登在图画周刊上，对战争的宣传和筹款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有钱有地位的妇女则主要通过组织上千人参加的公园集会来为战争筹款。例如，斯塔德霍姆（Mrs Studholme）女士的宴会就募集到了300英镑[4]。除了筹款，新西兰妇女也为战争提供从饼干到袜子、手帕、羊毛头套、法兰绒腰带等生活战略物资。
    三、英布战争对新西兰的影响
    新西兰作为第一个向英帝国战争提供援助的自治殖民地，参战对其军事力量有着实质性的意义，对新西兰社会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战争激发了国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历史的纽带、现实的利益紧紧地将新西兰与英国联结在一起，而布尔人的首先宣战又被新西兰人视为英帝国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由此对英国故乡形成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比如在第一小分队出发时，包括塞登和惠灵顿市市长约翰布莱尔在内的超过4万人去为第一小分队送行。不仅如此，在战争期间，新西兰社会通过诗歌、歌曲、戏剧等文学作品的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更为强烈甚至激进。1900年出版的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南部十字路口的男孩》就这样写道：“我们是南部十字路口的男孩，我们的星星照耀着我们的旗帜……以此来显示我们是大英帝国的少年。”[4]同年出版的《殖民地的儿子》这首歌曲则突出强调了英国正处于危险之中，要求殖民地的儿子也就是新西兰人尽全力来保护自己的故乡。谷道先生（Mr G.H.Goodall）的戏剧《莱迪史密斯的解放》，通过爱、死亡、牺牲等多种情感的表达来宣扬爱国主义。这些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不但进一步增强了新西兰国内支持参战的热情，而且使得国内的一些战争动员工作开展的更为轰轰烈烈。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西兰文学事业的发展。
    2.战争促进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一定政治权利的获得
    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新西兰妇女早在1893年就获得了选举权，但在新西兰这样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国家之中，新西兰妇女的社会地位仍需提高。参加英布战争给新西兰妇女提供了一个改善自身地位的机会。
    围绕新西兰是否参加英布战争，新西兰妇女的分歧十分明显：一部分妇女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支持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她们既奔走国内、积极募捐，寻求军需援助，也以护士、教师身份奔赴战场，还不断地写信鼓舞前线将士。她们对战争的参与度不仅扩大了她们的社会影响，使其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而且为筹款举办的各种活动更使她们有机会参与公众活动。同样，另一些反对战争的妇女则站在风口浪尖上，以反战言行而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参与度。当然，这些反战言论往往被贴上赞成布尔人的标签，也因此极少得到社会团体的支持。最典型的就是一个名叫维尔赫尔米娜·谢尔丽弗·布瑞恩（Wilhelmina Sherriff Bain）的反战妇女，她在1900年的国家妇女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和平与仲裁》的演讲。她说：“新西兰把自己抛入了旧世界的泥潭，我们选出体格健壮的年轻人送他们穿越塔斯曼海和印度洋去杀死16岁的男孩和70岁的老人，也许他们会在试图杀死别人的过程中被杀，我们可怜的不列颠男孩被引入了黑夜。他们有可能用刺刀刺死在帐篷中熟睡的布尔人，然而这种荣耀被认为是正义的。而当布尔人同样对我们施以暴行时，我们的语言却无法表达我们心中的谴责。”[5]2布瑞恩的这种反战言论一出现，执政者就迫不及待地要与她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作为执政者喉舌的《奥塔哥日报》还花了大量的篇幅和时间来争论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试图要把这种反战的言论扼杀在萌芽状态。
    但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妇女们都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表达自己意愿。这些举动说明新西兰妇女的政治觉悟在提高，政治参与度在增加，社会责任感在增强。这也是她们认识自己才能、发挥自己能量，以及社会将她们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予以考虑的过程，这对于新西兰政治制度的完善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3.战争增强了新西兰的离心力，成为脱离大英帝国统治的端倪
    自1840年起，新西兰实质上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这使其与英国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由此参加英布战争，为英国在南非的作战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借助这场战争巩固与大英帝国联系的同时，由于英国在战争中所暴露出的帝国衰落迹象，使得新西兰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增强，并开始寻求摆脱英殖民统治之路。
    19世纪末，随着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国内经济的衰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加剧，英国面临空前的危机。在英布战争初期遭受重创，以及后来通过实行极端措施，并且通过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援助才扭转战局的过程表明，英国国力的衰落、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对自治殖民地的控制不断松弛。而作为大英帝国一部分的新西兰，对于帝国主义也颇有兴趣。在新西兰统治者看来，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应该由他来统治。其实早在1883年，新西兰议会就通过了“联盟和兼并法”，允许新西兰同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岛进行联系。19世纪80年代，在斐济的白人定居者也希望斐济能与新西兰合并。新西兰还想得到库克群岛，但英国已经先将其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正是在上述这种现实矛盾的作用下，新西兰在英布战争结束后，与英国之间的离心力逐渐加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愿望日益迫切。1907年9月，新西兰终于获得“自治领”地位，1947年完全独立。
    原文参考文献：
    [1]John Crawford & Ian McGibbon,One Flag,One Queen,One Tongue:New Zealand,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outh African War[C].Auckland: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2003.
    [2]蔡佳禾。新西兰：追随中的创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The History Group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Culture and Heritage.NZ units in South Africa 1899-1902[EB/OL].http://www.nzhistory.net.nz,2011-09-28.
    [4]The History Group of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Culture and Heritage.South African Boer' War[EB/OL].http://www.nzhistory.net.nz,2011-07-28.
    [5]Megan Hutching.Wilhelmina Bain's opposition[N].Otago Daily Times,190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