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苏联政府把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视为反动势力①。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斯科突然一反常态地积极支持以色列建国。耐人寻味的是，苏联政府在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借着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名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并且扩展到了东欧，1952年的“医生间谍案”更是把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由此可见，斯大林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与其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之间具有某种互动性。对这种互动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苏联内外政策的复杂性。
    对苏联犹太政策研究现状的概括
    由于相关档案文献迟迟未能解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苏联犹太政策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很有限的成果也只是建立在一些苏联的官方公开出版物以及移居到西方去的苏联犹太人的回忆录的基础之上②，而这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个人偏见。
    近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⑧，俄罗斯和西方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苏联犹太人的论文和专著，其中代表性的有：瓦科斯堡（Ваксберг，А。М）的《斯大林反对犹太人》、鲍尔夏科夫斯基（Борщаговский，А。М）的《血的控诉》、科斯迪尔琴科（Костырченко，Г。В）的《红色法老的囚徒--斯大林的最后十年对苏联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的秘密政策--当局与反犹主义》、布列恩特（Джонатан Брент）和纳乌莫夫（Наумов，В。П）合著的《斯大林的最后案件》等等④。但这些著作往往过于突出表现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斯大林主义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反犹主义传统，斯大林主义中暗含着反犹主义的因素，甚至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等等。
    笔者并不认同这些观点。斯大林也许并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他不可能以个人好恶行事。至于斯大林主义中是否暗含着反犹主义的因素，这一点无法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证明。
    中国方面对苏联犹太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笔者惟一所能查到的专著是陕西师范大学宋永成的博士论文《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悲剧》⑤。该文利用了大量已经解密的俄文档案材料。但是宋永成的论文所关注的重点是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⑥，对于二战后苏联政府改变其犹太政策的原因则着墨不多。其他的一些相关论文有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高麦爱《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犹太人的政策》、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刘心华《苏联境内犹太人问题探讨》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论文都较少利用到已经解密的俄文原始史料⑦。
    本文考察的重点是为什么战后斯大林在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同时又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笔者试图利用已经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原因
    1947年4月28日，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А。А）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封电报。在档案中看不到这封电报的发电人是谁，但是内容很清楚：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犹太民族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空前的灾难……应该准备好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建立一个包含两个民族的二元制国家，第二种方案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如果考虑到第一种方案因为阿犹关系恶化而无法施行，那么就应该考虑第二种方案。⑧
    这份电报表明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从这一时刻起开始公开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上，支持他们所主张的分割巴勒斯坦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苏联开始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一部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接到莫斯科高层的指示之后，葛罗米柯于1947年5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做了关于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著名演说。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首先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
    随后葛罗米柯详细论述了为什么犹太民族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在谈到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时，葛罗米柯强调了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是现有诸方案中最妥当的⑨。
    值得一提的是，葛罗米柯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⑩。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对葛罗米柯的演说做出了如下评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做出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民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11）。
    那么苏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呢？
    笔者注意到在葛罗米柯收到这份电报的13天之前，也就是1947年4月15日，斯大林与刚参加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l,G.C）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
    马歇尔在谈话中着重强调了苏美关系问题，他指出：“尽管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不同，但是，美国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苏联的任何意思。美国不追求对其他国家的控制，美国想对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免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混乱现象，而一旦出现这种混乱现象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制度的。”马歇尔同时希望苏美之间能够恢复理解和信任，就像他们在战时那样。如果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中能够取得某些成果，那么这将是他们之间恢复信任的开端，这将有利于今后的和平。斯大林答复说：“马歇尔做得很对，开诚布公和真诚是今后信任和合作的唯一基础。如果条件合适的话，苏联政府希望从美国得到30-6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贷款……或许，今天的会谈可能不会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不应该悲观，下次会谈或许就会取得成果。”（12）
    从这次会谈的情况来看，尽管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使得美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可是通过与马歇尔的谈话，斯大林重新看到了与美国继续保持合作的可能性。
    从目前已经解密的俄国档案来看，战后初期，斯大林是希望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的（13）。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伊万·迈斯基（Майский，И。М。）曾提出，战后苏联恢复经济需要三大支柱：1.西方国家的援助。2.德国的战争赔偿。3.苏联本国的资源（14）。前两者都是要和西方继续保持合作才能够实现的。
    犹太人在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犹太人的游说集团甚至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决策。这或许是冷战全面爆发之前斯大林做出支持以色列建国决策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苏联在英美矛盾中（15）选择了支持美国。
    战后苏联的重建迫切地需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而此时的大英帝国业已衰落，指望英国人的援助是靠不住的，美国是惟一有实力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西方大国。于是，在与马歇尔进行谈话之后，斯大林很快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了支持犹太人的决断。
    但是冷战的全面爆发（16）使得斯大林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的愿望落空了。
    1947年6月，马歇尔计划正式提出之后，苏联方面经过短暂的试探和犹豫，终于认清了该计划是美国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一个工具，于是苏联宣布退出马歇尔计划，同时也禁止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不仅如此，在1947年9月，苏联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的协调中心--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斯大林是要通过这种政治组织模式加强对东欧各国以及欧洲各党的控制。当与西方合作的幻想破灭之后，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就完全脱离了大国合作的轨道，进而走上了与西方进行集团对抗的道路。
    此时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倒退，其主要表现有两点：
    1.1947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布美国将对中东地区实施武器禁运（17）。武器禁运的最大受害者是犹太人，因为阿拉伯国家依然可以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武器。
    2.1948年3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Austin,W）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18）
    而苏联政府在此时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犹太人建国。1948年4月9日，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В。М）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捍卫巴以分治计划，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