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到来意味着斯大林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的愿望落空了。此时苏联支持以色列显然不是为了和美国继续保持合作。其原因何在？笔者通过对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档案进行解读，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巴勒斯坦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对苏联的重要性。而犹太国以色列，既好像是希腊神话中帕里斯的金苹果一样被抛到了巴勒斯坦，又好像是一个被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自其成立以来，中东地区就再无安宁之日。因此，对于苏联来说，与其让美国和英国控制巴勒斯坦，倒不如让这一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之中，而作为中东地区动乱根源的以色列继续存在下去，这显然更符合苏联的利益（20）。众所周知，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中，欧洲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美国因为支持以色列建国而陷进中东地区这一泥潭，这将大大减轻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军事压力（21）。
    总之，笔者认为战后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绝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这一决策完全是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考虑的。但是以色列建国这一事件对苏联国内犹太人的冲击有些让斯大林始料未及。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后果及其影响
    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政策在外交上也许是成功的，但在苏联国内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苏联国内惟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了国内犹太同胞倾诉的主要对象。来自犹太大学生、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发出的信件、电报不断涌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团结报》编辑部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其中有不少信件明显流露出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信件的写信人对苏联犹太公民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不加区分，并且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
    例如，公民罗森施泰因（Розенштейн，Н。С）在给“犹委会”的信中写道：
    一旦在巴勒斯坦取得胜利，全世界的犹太人将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他们将成为自由的和平等的公民。当然，我们苏联犹太人对移居以色列连想都不会去想。我们在这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第二祖国。（22）
    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的作者把苏联当作他的第二祖国，那第一祖国显然是犹太国以色列了。
    公民佩雷尔穆特（Перельмутер）表示说：
    目前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们犹太人已经大大地扬眉吐气，我们已经成了拥有平等权利的民族……这不仅仅是一场争取以色列国独立的斗争，而且也是一场为我们的未来，为争取民主和正义的斗争。（23）
    卫国战争参加者、预备役中尉、联共（布）党员、时为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研究生的扎姆斯基（замский，Х。С）在来信中写道：
    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领袖们，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如何，都是在从事一个正义的事业并因而受到全民族的尊敬和感谢。在这决定民族命运的时刻我不能仅仅做一个“喝彩助威者”。现在需要的是干实事、发扬积极主动精神和做出牺牲。对这些事件袖手旁观就是对民族的背叛。积极参与这些事，不仅是每个犹太人的义务，而且也是他们的权利……成为一名犹太军队的士兵是我的梦想。（24）
    甚至就连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党员们，也感染了这种情绪。伏罗希洛夫（Ворошилов，Г。И）元帅的妻子果尔达·戈尔布曼（Голда Горбман），一个老资格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在以色列国成立的那天一语惊坏了自己的家人：“今天我们可有自己的祖国了。”（25）
    公开表达对新生的犹太人国家具有好感的还有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日娜（Жемчужина，П。С）。她在1948年11月8日与驻莫斯科的以色列大使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会谈时说：“希望你们健康。如果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在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好了。”（26）
    1948年10月16日，犹太人的新年节日，聚集在莫斯科犹太教堂门前的人们，高兴地接受了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的问候，数万名犹太人参加了这一自发的游行活动。梅厄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教堂前的街道变了样，挤满了人，男女老少，包括红军军官，战士，十几岁的青少年和抱在父母怀里的婴儿，成千上万，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平时假日只有两千左右犹太人来教堂，今天近五万人等着我们……这些好心、勇敢的犹太人是来和我们在一起，表示我们的亲属关系，并庆祝以色列国的建立的。”（27）
    尽管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示好感的游行活动，并没有违背苏联政府的任何官方路线，但是，因为游行没有经过官方批准，因此，当局觉得这成了一种破坏性的活动。
    根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Аллилуева，С。И）回忆，斯大林深深地感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在1948年底，斯大林对自己心爱的女儿说：“你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整整感染了上一代人，而现在他们又在感染年轻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为你挑选了第一位丈夫。”（28）
    在苏联犹太人看来，战后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外交政策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对以色列国的好感了，但是他们大错特错了，在斯大林心目中，苏联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完全是两个概念。
    1948年9月15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орин，В。А）在会见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时曾指出：“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都会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会移民以色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在苏联从未受到歧视和压迫。”（29）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资料，从1945-1955年，仅有500名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30）。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材料显示，在1948-1955年，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131名，这其中只有9名犹太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离开苏联的（31）。
    苏联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是苏联不存在反犹主义，也不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因此苏联犹太人没有必要移民巴勒斯坦。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上来说，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莫斯科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经济建设服务。
    但在以色列建国后，部分苏联犹太人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苏联政府始料未及，尤其是考虑到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更让斯大林难以容忍。
    惊恐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企图与这一切划清界限。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犹委会”机关报《团结报》反复地强调说，苏联犹太人的祖国是苏联，而不是以色列（32）。但是，这些忠诚的保证已经无济于事了。斯大林已经准备消灭“犹委会”，发动反犹主义运动了。
    战后苏联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苏联政府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同时，在其国内掀起了一场反“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33）。俄国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Медведев，Ж。И）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生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几乎是同义词。”（34）就连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承认“反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公然反犹太主义的性质”（35）。
    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层领导和一般党的干部开始将反犹主义当作党的一项正式路线。“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成了“犹太人”的代名词：这意味着，苏联犹太人由于赞同西方犹太人的世界观，所以无法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反犹运动与斯大林周围政治力量平衡的改变相吻合。马林科夫（Маленков，Г。М）（36）被降职，贝利亚（Берия，Л。П）（37）被禁止过问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而且此时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说莫洛托夫（38）和他周围任用的人都是犹太人（39）。在官方的支持下，不论是政界还是科技文化界，大批犹太人遭到开除或免职的厄运。
    在反犹主义浪潮开始席卷全国之时，身为“犹委会”主席的米霍埃尔斯（Михоэлс，С。М）为了维护犹太人的权益，与费费尔（Фефер，И。С）一起专程拜会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对官方的“反犹政策”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承诺在适当的时候会采取措施（40）。但是米霍埃尔斯这种不合时宜的干预明显将自己置于政府的对立面。
    经过反复权衡，斯大林决定秘密处死米霍埃尔斯。根据解密的档案材料记载，斯大林授命副内务人民委员、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Абакумов，В。С）全权处理此事。1948年1月12日晚，米霍埃尔斯最终死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人为制造的一起车祸（41）。
    在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不久，1948年3月26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递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42）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民族意识觉醒，也不希望犹太人与以色列联系过密。在苏联这样的社会，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同和狂热支持必然会被当局看成对国家的不忠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叛，特别是在以色列倒向西方（43）和美苏冷战的前提下，在二战中与西方犹太人建立起良好合作关系（44）的苏联犹太人势必会被看作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斯大林后来曾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45）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因为以色列建国而引发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而“犹委会”与西方的联系密切，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因此，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查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决定，理由是该委员会已经成为了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情报。同时被查封的还有“犹委会”的报刊出版机构（46）。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几乎所有“犹委会”成员都被逮捕了。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反对“世界主义者斗争”运动，矛头直指犹太人。“苏联政权机关和部门，首先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层，开始全面地解除‘犹太人’的职务。”（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