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上到处弥漫着失败的情绪。①英、法、意等协约国纷纷派兵进驻阿拉伯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面临被瓜分、灭亡的境地。在这时局维艰的情况下，以“联合党人”（Unionists）②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忠于奥斯曼王朝的安纳托利亚地方精英，最终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领导下，依靠穆斯林群众，结成团结御敌的统一战线，最终战胜协约国支持的希腊人，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往往是由那些以胜利者自居的后人书写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曾言：“那些大革命总是倾向于将其之前的历史也革命化。”③在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中，1919～1923年的革命史被称为“独立战争史”（Kurtulu Sava1 Tarihi）或“土耳其共和国革命史”（Türkiye Cumhuriyeti nk1lap Tarihi）。尽管学术界在土耳其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④但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仍未摆脱凯末尔在1927年发表的“伟大演说”（Büyük Nutuk）⑤所框定的“革命史”范畴：将凯末尔描述为唯一正确的领导者（舵手）和伟大救星（Halskar），其他人要么就是完全拥护凯末尔的主张，要么就是反革命的反动分子；革命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建立共和制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小许理和⑥与德米雷尔⑦的研究打破了土耳其官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并揭示了革命阵营中“第二集团”（ikinci grup）的存在。但他们的研究关注更多的是权力结构问题，相对忽视了去考察不同集团的意识形态主张。卡尔帕特⑧和托普拉克⑨曾注意到伊斯兰认同在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认为革命领导人只是利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工具。国内也有学者持相似论点。⑩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对不同的革命话语作深入探讨。
    与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不同，本文不再以政治、军事过程为研究重点，而是探讨在土耳其独立运动期间的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笔者认为，对安纳托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要动员和组织起团结的抵抗力量，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就必须宣传一种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革命意识形态，其结果就是，在以凯末尔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在革命队伍中还不占主流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其抛弃苏丹和奥斯曼帝国的激进主张，为争取保皇派和宗教界的支持，转而寻求一种妥协策略。革命话语上的妥协表明，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对土耳其民族的认同尚不占主流，王朝与宗教认同仍非常重要。
    土耳其独立运动的目标问题
    1919年，对以凯末尔为首的革命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确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动员安纳托利亚的广大土耳其穆斯林民众奋起抵抗。他们的做法是：一方面让人们知道安纳托利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西方的战胜国、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都在觊觎瓜分帝国残余的领土，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面临着失去家园的危险，以此激起人们去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另一方面是给人们一个领土概念，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停战协定及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中关于奥斯曼残余领土的处理意见（11），要求捍卫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要求的土地。通过召集各地区代表大会，他们宣称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milli）实体，但仔细考察可以发现，他们的“民族”不是种族意义上土耳其民族，而是奥斯曼－伊斯兰民族。
    奥斯曼－土耳其人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是以奥斯曼王朝与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其具体体现便是对苏丹-哈里发的效忠。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种形式上的立宪君主制度。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青年土耳其党人更加重视推行（泛）突厥主义（12）的政策，但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忠于奥斯曼主义（13）和伊斯兰主义（14）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实行的这种混合意识形态仍然是奥斯曼帝国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基本规范，换句话说，对当时几乎所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对帝国的忠诚和伊斯兰的认同都是很自然的和不可置疑的。
    当东部各省的“护权联盟”（15）提出要捍卫民族权利时，他们讲的是“穆斯林的权利”（hukuk－u islamiye）。从这种宣传术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所谓“民族运动”，在目标上并非如后人所言是基于民族独立目标而出现的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运动，当时的各协会或联盟也不可能具有建立一个新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设想。这表明，在奥斯曼帝国战败的情况下，帝国内所剩下的最大的一个群体--讲突厥语的“土耳其人”，特别是其精英阶层，虽然具有了一定的民族意识，但还不足以发展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作为一个帝国，奥斯曼国家虽已名存实亡，但帝国政府依然存在，还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合法代表，因此，要闹民族独立，也就意味着抛弃帝国，从帝国政府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叛国行为；其次，奥斯曼国家是一个伊斯兰帝国，战前就一直提倡和灌输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在教义上就是与地方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因为伊斯兰不承认各民族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而是要求所有穆斯林结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民族（milla,millet）。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还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即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若要在土耳其建立民族的主权，这自然与伊斯兰教义相违背，同时也一定会受到信奉伊斯兰主义的苏丹政府的极力反对。因此，在奥斯曼历史上的坦齐麦特（19世纪中期）、第一（1876年）和第二次宪政（1908年）时期，都没有以宪法形式建立民族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帝国东部各省的所谓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奥斯曼王朝和伊斯兰教为号召的，换言之，安纳托利亚民族运动的主要特征是效忠苏丹-哈里发、捍卫伊斯兰教和保卫奥斯曼帝国，其具体表现是：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对帝国的最高首脑--苏丹-哈里发--仍然保持了表面上的拥护。那时的苏丹在广大知识分子和军人精英，以及普通百姓中仍然具有崇高的权威，（16）如果没有这个权威的合法性的存在，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运动就失去了旗帜。实际上，凯末尔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当时大多数军民仍然忠于苏丹和帝国。（17）即使当皇帝公开表示反对民族运动时，（18）凯末尔等人必须要巧妙地通过这样的话语来自圆其说：苏丹-哈里发不明白民族运动的实质，他是被手下卖国的大臣们欺骗了，是被异教徒胁迫的，所以，他们更要在安纳托利亚坚持斗争，直到把皇帝从敌人和宵小的手中解救出来。（19）
    1920年3月，协约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后曾发布了一个安民告示，说占领的目的在于维持和平，批判了民族主义运动，谴责他们是在造反，说他们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不会削弱奥斯曼政府。（20）凯末尔很快地给各省、军队的领导人及护权协会的各委员会发了一个通电，说那些人是在欺骗人民。（21）然后他又以“护权联盟代表委员会”的名义给各协约国发了通电，说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地方都是奥斯曼民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独立的象征，说自己为了保卫国家而感到自豪，而协约国只是口头上讲什么尊重人权、科学与文明，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恰恰违背了自己的口号。（22）
    在此需要注意，凯末尔讲到的民族独立存在之权利，指的是“奥斯曼民族”。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份电文中，凯末尔还说，协约国的这种违背文明的做法“决不会动摇奥斯曼民族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存在的信念和意志”（23）。同一天，在以同样的名义发给“各军官、省长、护权协会委员会及媒介联盟”的对人民宣言书中，凯末尔指出，协约国的这些举动实际上是在“分裂我们的国家”，他接着说，但“这些威胁也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因为，奥斯曼人民有意志和决心为他们的荣誉和国家而献出一切。”（24）我们从这些用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对外宣传口径上，民族主义者们效忠的对象仍然是“奥斯曼”这个国家。
    在涉及安纳托利亚人民的利益时，民族运动所使用的术语主要是“伊斯兰人民”（“ahali－i islamiye”）（25），说反抗的目标是“保卫”穆斯林人民的“历史、民族、宗教和地理的权利”（26）。用“伊斯兰人民”来指称全国人民，这容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这种修辞策略帮助凯末尔等人获得了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的支持，因为它赋予了安纳托利亚的斗争事业以神圣性，从而使之合法化了。（27）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斗争就成了一场“圣战”，其号召力是很大的。
    上述情况表明，在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斗争中，广大军民实际上是为一个奥斯曼-伊斯兰共同体而抛头颅、洒热血，而不是为了捍卫一个对他们没有什么政治价值的“土耳其”种族、民族身份。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虽不能说穆斯林就一定是土耳其人，但土耳其人一定是穆斯林。刘易斯观察得很到位，他说，至少在大众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但是，如果说一个基督教的土耳其人，那就成了一种既荒唐又自相矛盾的说法。”（28）
    尽管我们强调土耳其民族运动的宗教普世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能够在实际中做到“捍卫伊斯兰‘民族’”这一点。列强已经开始瓜分安纳托利亚的严酷现实使得当时的土耳其人明白，他们能否保卫这块故土都尚未可知，又有什么能力和资格谈论捍卫整个伊斯兰世界？另外，各民族都在立志谋求自决的现状也使土耳其人意识到，并不存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实与前景。因此，尽管直到1924年土耳其人才废除了哈里发，但在这之前的独立运动中，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去搞世界穆斯林联合。
    围绕“土耳其”认同的争论
    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泛）突厥主义不断鼓吹和宣传一种土耳其民族意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土耳其（人）”仍没有普及和深入人心。中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习惯把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地区称为“土耳其”（29），把这个帝国的统治者称为“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常被叫做“土耳其帝国”（30），又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和主导地区，长期以来，欧洲人也用“土耳其”来指称伊斯兰世界。但“奥斯曼人”并不这样称呼自己，对他们来说，“土耳其（人）”是一个有明确指代对象的词，在区分不同人群时，通常是指帝国境内那些讲突厥语的人，但奥斯曼人很少以语言区分不同群体，更多的是使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这样的标准。在奥斯曼帝国，直到20世纪初期，除了在少数民族主义精英中间，在人民大众中“土耳其（人）”这个词仍然没有现代种族或民族的含义，往往是用来指安纳托利亚的农民；上流社会的人自称为“奥斯曼人”，如果说某人是“土耳其（人）”，则有贬义。所以，欧洲人和奥斯曼人说“土耳其（人）”，指的往往并不是同一群人。
    随着西方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益加深，西方人把“土耳其”等同于“奥斯曼”的做法也影响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有的奥斯曼人开始在这种笼统地意义上也自认为是土耳其人，实际上这与（泛）突厥主义者所谓的“土耳其（人）”有所不同，在后者那里，“土耳其（人）”指的是一个讲相同语言、有共同文化和共同起源的种族或民族。当那些民族主义者开始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寻求一种新身份时，他们采纳了“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这一术语，并“憎恨欧洲人把奥斯曼国家称为土耳其的做法”（31）。但这些有关不同身份的表述还是引起了混乱：对安纳托利亚人来说，土耳其人就是指那些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农民；多数奥斯曼精英不愿使用有贬义的“土耳其人”来称呼自己；在一部分奥斯曼-土耳其人那里，土耳其就是奥斯曼，就是穆斯林，它们可以互换使用（32）；在一小部分民族主义者那里，“土耳其（人）”是一个更为狭隘的概念，即他们理想中的“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可以说，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前，在不同人看来，“土耳其”这个词所指的范畴是不同的。
    独立战争期间，围绕“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这几个身份，曾经发生过很多争论。其主要反映在民族主义者和其他非民族主义者之间。这种关于不同身份表述间的冲突造成了一种“异文合并”（conflation）现象，（33）即尽可能地把不同表述并列在一起，以满足团体身份的多样性。因此我们看到，“民族”（millet）这个词前面有很多的定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和“穆斯林”。而那时，最常见的则是把“土耳其”与“穆斯林”合在一处，以使大多数人都能满意，尽管他们对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有不同理解，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却可以达成共识，即安纳托利亚的斗争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是穆斯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