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年5月1日的一次激烈的议会辩论中，埃米尔（Emir Pasha）力图说服其他人放弃“土耳其（人）”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土耳其（人）”不能代表安纳托利亚革命运动的广泛性。有人反驳他，说他在玩文字游戏，还有人说“土耳其（人）”与“穆斯林”是相等的，没有必要放弃，但埃米尔的理由是：
    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建立了哈里发制度……我要求我们不仅以土耳其的名义行动，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以土耳其人的名义聚集在这里。我请求你们，说穆斯林甚至是奥斯曼人都要比说土耳其人更为合适。在我们的故乡，有高加索人、车臣人、库尔德人、拉兹和其他的穆斯林人民。让我们不要以一种分裂的方式来言说，那将使（这些群体）被排除在外。
    埃米尔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无法得到圆满解决的，因为，在参与安纳托利亚革命运动的诸多个人和群体中，成分多样，他们或者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出于个人的信仰，坚持用自己的表述方式。所以，这些不同表述间的博弈最终只能以回避的、妥协的或者模棱两可的方式解决。况且，革命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开学术讨论会，在迫在眉睫的危难面前，这样无休止的争论只会延误战机，因此，当时民族主义领导人只能在有所保留地坚持自己观点的前提下，附和多数人的心理与意见。针对埃米尔所引起的争论，凯末尔采取了避重就轻的策略，一方面，他承认并非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包括在他们所宣称的“民族边界”内，另一方面，他说他们的运动是安纳托利亚的所有穆斯林的运动，包括了高加索人、库尔德人、拉兹和其他很多群体。凯末尔最后表态：“这个问题不会再被提出了。”在凯末尔的回答中，他回避了埃米尔的问题：如果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捍卫“穆斯林”的权利，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使用“土耳其人”这个词？（34）
    凯末尔对上述问题采取“不争论”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为了平息那些无谓的争论，暂时搁置这个问题，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现实斗争上来。（35）因此，这个问题一直就以模糊不清的状态而存在。1920年9月，在一场有关让非穆斯林志愿者参加国民军的辩论中，“土耳其人”被等同于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这个词语对立使用。（36）同年10月，在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中，有一个议员发问道：“难道‘土耳其’与‘穆斯林’不是同一回事吗？（Türk  mi？）”拉斯赫（Rasih Bey）这样回答：“先生，当一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的时候，他就是穆斯林……欧洲人也把伊斯兰世界称为土耳其啊。”（37）结果，这个回答被多数人所接受。
    围绕“土耳其”认同所产生的冲突集中爆发，是在关于新宪法的大讨论上。1920年4月23日大国民议会召开时，还没有自己的宪法。1920年9月13日，凯末尔和部长委员会联名提交了一个共31条的新宪法草案。在其开头，有一部分叫“目标与原则”，共4条。在第一条中，有“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这个用语，也就是说，原来“大国民议会”的名称中加入了“土耳其”（Türkiye）一词。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新的国家名叫“土耳其”。在加上这个用语时，当然有人反对，他们力图用“奥斯曼帝国”来取代“土耳其”，但他们没有成功。但是，当时的秘密委员会（Encümen－i Mahsus）反对凯末尔等人的企图，就没有把这四条放进他们所准备的宪法版本中。秘密委员会的做法是，把这四条当做“宣言”发布，委员会的理由是这四点与宪法不直接相关。最终结果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在委员会的宣言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这个术语保留没动，但在宪法的文本中，“Türkiye”这个词根本没有出现；在1921年1月10日通过的新宪法第三条中，仅使用了一次“土耳其国家”（Türkiye devleti）这个词。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BMM）这个词在宪法中的首次出现已经是土耳其建国后了（1924年）。
    另外，在凯末尔等人提交的宪法草案第五款中有这样一个说法：“解救哈里发和苏丹成功后，对穆斯林苏丹与哈里发的尊重及崇高地位将限定在宪法内。”而秘密委员会没有接受这第一条款，因此，它也没有出现在1921年宪法中。1921年宪法宣布，大国民议会的目标是“苏丹－哈里发的独立与解放，以及祖国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38）。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见，独立运动最初是在打着捍卫苏丹－哈里发的旗号下进行的，甚至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对奥斯曼帝国与王朝的忠诚不可置疑。建立土耳其民族共和国这个问题，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凯末尔党人（Kemalists）逐渐掌权之后才实现的，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展述。总之，在独立革命的第一阶段，共和主义者还不占主流，为了团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凯末尔党人不可能公开宣布倡议共和。（39）直到大国民议会举行期间，凯末尔党人仍然对苏丹-哈里发保持着忠诚，仍然重申要把他从敌人手中抢救出来，他们以此保持了自身合法性的延续。针对苏丹政府对民族运动的抵制和污蔑，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反宣传。安卡拉组织起100多名伊斯兰教法典官，他们联合发布了一道通令，宣布在外国强迫下发布的通令无效，并呼吁所有穆斯林，“把他们的哈里发从囚禁中解救出来”（40）。
    在此，笔者要补充指出，革命话语的复杂性不仅是革命领导者的策略问题，也是当时革命阵营构成之复杂性的表现，（41）在很大程度上，对奥斯曼与伊斯兰的忠诚也是他们的内在需要。换句话说，对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政权而言，把捍卫奥斯曼帝国与伊斯兰教作为革命口号，不仅是一种政治工具，实际上也是革命阵营中一大部分成员自身认同的表现。
    注释：
    ①悲观失败情绪甚至导致一些帝国精英梦想让美国托管奥斯曼帝国残余领土，以期在一个“发达而无殖民野心”之大国的庇护下实现现代化，并图谋他日东山再起。参见昝涛：《他们为什么投入美国的怀抱？》，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07年6月号，总第101期。
    ②即帝国末期出现的民族主义组织--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 Union and Progress）成员。
    ③Albert Feuerwerker and S.Cheng,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m Chinese History,Harvard East Asia Monographs,1961,"Foreword."
    ④See Erik Zürcher,Political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Turkish Republic:The Progressive Repulican Party,1924-1925,Leiden:Brill,1991.
    ⑤M.K.Atatürk,A Speech Delivered by Mustafa Kemal Atatürk,Istanbul:Ministry of Education Printing Plant,1963.1927年10月15～20日，凯末尔在共和人民党（CHP）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Nutuk）。在其中，凯末尔主要回顾了土耳其民族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他运用大量相关电报原文和会议记录文件，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生动再现和“构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宏大叙事”。
    ⑥Erik Jan Zürcher,Turkey:A Modem History,I.B.Tauris & Co.Ltd Publishers,1993; Erik Jan Zürcher,Unionist Factors,The Unionist Factor.The role of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1905-1926,Leiden:Brill,1984.
    ⑦See A.Demirel,Birinci Mecliste Muhalefet: Grup,Istanbul:,1995.
    ⑧See K.Karpat,Turkey's Polities:The T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254.
    ⑨See Binnaz Toprak,Isla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Leiden,1981,pp.63-66.
    ⑩参见张世均：《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第75～82页。
    （11）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在致国会咨文中就提出了其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其中有两个方面与土耳其密切相关：1.民族自决原则；2.承认土耳其之主权。“十四点计划”中的第十二点说：“对于土耳其帝国之土耳其种族，须承认其主权。其在土耳其政权下之他种族，当享受保护生命、发达自治之权利。”参见王绳祖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7～406页。
    （12）突厥主义（又译土耳其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密不可分。这是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思潮，它关注“土耳其种族”的历史，强调使土耳其语国语化；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在关注自身民族的历史和身份问题时，利用了19世纪中后期兴起于欧洲的突厥学研究，并结合欧洲的种族、民族思想，发展出一种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将这种思想称为“突厥主义”（Türkülük,Turkism）。
    （13）奥斯曼主义是19世纪改革时代（Tanzimat）以来所提出的一种主张，它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这一政策针对以往帝国境内不同宗教间的不平等情况，力图通过改革实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民族间权利与政治责任的平等。以此来维系帝国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