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巴贝夫从来没有使用诸如“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之类的词汇，它们是一种习惯用法，即使不经常，至少在描写社会乌托邦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但如果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正如我们稍后意识到的，在他思想中已经萌芽了，甚至构成了他的几个弟子诸如朱利安·德帕里斯（Julien de Paris）在1795年使用的政治词汇的组成部分，这种看法也没什么不对的。
    周：您对罗伯斯庇尔做了很多研究。在法国大革命史学史中，历史学家们塑造了几种不同的罗伯斯庇尔形象，为此也发生过很多争论。在您心目中，一个真实的罗伯斯庇尔是什么样子的？
    马：罗伯斯庇尔是从1789到1794年间所有大革命领导人中从总体视野对大革命进行过最深入思考的人，他承担了所有后果，适应了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接受了时代强加的一切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伟大政治家。
    周：您是罗伯斯庇尔主义者？
    马：对。我对他本人及其做出的牺牲充满敬佩，因为他一直在思考，真实的历史、人民群众的集体的历史使他--作为所有他人中的一个个体--浸润在什么之中。
    周：弗朗索瓦·孚雷认为要撰写法国大革命史的话，就应该与革命者本人的言谈保持距离，您认为他这样说有道理吗？
    马：为什么不呢？与研究对象理性地保持距离，以便更好地选择和分析其现实性和特殊性，这是研究人员和学者的做法，适用于所有人。我每时每刻都在这样做。但孚雷另有想法：他想从意识形态上摒弃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社会的革命性变迁方式的学说。他以方法的实践为掩护，标榜一种反动的观念。
    周：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系谱中，您怎样摆放您的研究？您继承了哪些东西？又有何创新呢？
    马：我的旁系和直系导师一目了然：在19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中，要属米涅与吉佐。马克思居中。然后是饶勒斯、马迪厄、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对于所有这些导师，我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们。他们都是天才，教会我坐在他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我的著作在我看来要逊色得多，但40年来，我一直尽力从他们身上吸取灵感，并努力使人们了解他们。
    周：您曾与孚雷合作于1963年在《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无套裤汉与法国大革命》，③那时，您是否认为孚雷是您的同道？
    马：不是。准确地说，孚雷和我仍是朋友，但无论从政治立场上说，还是从史学研究上看，我俩都沿着互有分歧的两个方向发展。在您提到的文章“汇集”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正是在此时，我们有了冲突，因为孚雷擅自改动了我应他的要求写的文章，却没有告诉我！
    周：但仅仅两年后，孚雷和里歇就出版了《法国大革命》④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做了严肃的批判。这一转变是如何在他身上发生的？
    马：说得简略一点，孚雷史学观的发展应归结为他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一切都受他在与法共决裂和拒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那套浅薄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支配。
    周：在孚雷与索布尔的辩论中，您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阵营”内写批判文章回击孚雷和里歇的第一人。请您解释一下这篇文章出现的背景。
    马：我为成为第一个（当时我34岁）批判孚雷立场的人而感到自豪。后来，很多人都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我先是于1966年底在巴黎智者协会的大厅面向通常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历史学家大会做了关于该书的口头批判报告，然后经由《法国大革命史年鉴》杂志主编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马塞尔·莱因哈德（Marcel Reinhard）和阿贝尔·索布尔同意在该杂志发表。
    周：您在《论法国大革命》⑤“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从1966年起，阿贝尔·索布尔和其他历史学家在巴黎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心聚集起来，我们从马克思的意义上对此类论述做了彻底的批判。”请您详细谈一下“彻底的批判”是什么意思？
    马：“彻底的”这里指它追溯事物的“起源”，换句话说，思考物质财富，尤其是“商业”财富的生产方式，思考使生产方式成形的具体的社会构成，思考构建它的社会关系，思考透过表征和思想--它们从意识形态上附着在这个决定性的根基上--促使其发展的社会斗争。
    周：您的《论法国大革命：试论资产阶级革命史》也是在与弗朗索瓦·孚雷论战的背景下写成的？
    马：当然了。但在1970年出版（第一版）的该书的第二部分，以“试论”为标题，我反对孚雷唯心论式的教条主义，我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证研究不是根植于诺曼底省或旺代省的现实之中，而是以政治事件或演说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