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米歇尔·伏维尔接替索布尔在索邦大学的职位后，他在准备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的过程中是否延续了索布尔时代与孚雷的论争？
    马：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这样。但米歇尔·伏维尔做了很多创新，这尤其体现在心态史问题上，体现在他对符号资料的解释上，他在对幸存的传统和“革命”行为方式这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现象的描述也展现出了创造性。他是历史学领域一个杰出的开拓者！
    周：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的“大西洋”革命论的提出是否预示着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在法国的缘起呢？
    马：自1938-1939年起，雅克·戈德肖对西方（“大西洋”）各国向资产者、自由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现代性转变的不同道路呈现出的普遍特征很敏感。二战后，他和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一起重拾这方面的思考，但是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可以把他的这种思考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间接支持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谬论，是带有斯大林主义印记的意识形态上的指责。
    周：索布尔在为您的《论法国大革命：试论资产阶级革命史》写的序中指出：“从米什莱到勒费弗尔，途径饶勒斯、奥拉尔和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进步传统，不管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多大，从方法上来说，过去是、将来也是唯一科学的。”[2]（P6）为什么只有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唯一科学的？
    马：索布尔的回答总是有些鲁莽。但从本质上看，他有道理：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能为科学解释这一运动提供一条道路，并能为历史学科奠定科学性基础。历史是一个过程，其中主体、主角组合成社会，在能决定他们选择的客观框架内行动：从“史料”出发，通过认知工作将这一过程揭示出来，是作为学者的历史学家要承担的任务。
    周：您曾经写道：“法国大革命史永远是一个适合论战、易于激发意识形态冲突的领域。正是通过这一点它在不断发展进步。”[3]（P11）在您看来，这场论战有积极的意义吗？
    马：显而易见！只要好好理解一下如何以及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阶级中出现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或其他革命周期的理论立场和解释就可以了。
    周：您能对比一下法国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和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的差异吗？
    马：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笼统地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出发点和论点并不统一。在法国，对传统解释充满敌意的史学史在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在于使以1789到1799年的革命经验为基础的革命性社会转变的所有方面都失去效应。这种史学史的作用在于从方方面面阻止在法国、甚至在欧洲建立一个无敌对阶级的社会。在盎格鲁-萨克逊学界，对革命史的法国式传统解释的批判并不是这种政治顽念的牺牲品：他们的目的在于从积极方面指出，在法国自1789年起开启的历史进程或挖掘的文化领域中，还存在其他社会转变道路：这一点是很确切的，而且有必要在辩论中强调指出转变道路的多样性。因此，这种所谓的“修正主义”并没有在世界上到处通行。
    周：对您来说，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结束，那么在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和今日法国之间有什么联系？
    马：在我国开明的大众阶层中延存下来的“革命精神”的活力，对社会不平等的抗争，拒绝君主主义的各种变体（它们在1793年弑君后总能吸引法国一部分公共舆论），总是融入生生不息的遗产中，也就是法国式的“革命”或“共和主义”传统中，其中罢工、街头游行、战斗口号、广告和布告牌总能表明它们对当前法国隐秘的影响。您已经了解了2009年1月29日巴黎发生的事情。⑦
    周：您最初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是在肺结核病疗养院？⑧
    马：我读了马克思一些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易懂的文章。但我尤其读了一些法语经典作家的作品和美国的一些黑色小说……还有让-保罗-萨特的著作！
    周：萨特的著作对您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作用？
    马：是间接的影响。但萨特身上让我着迷的是“介入”的模式，这促使我拥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周：您曾说过，萨特曾参加过一次索布尔的研讨班。他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吗？他的观点是什么？
    马：萨特对法国大革命史了如指掌，这要归功于他读了一些一手材料，尤其是1789年春夏的材料，及乱党分子的失败和罗伯斯庇尔权力颠覆的文献。他曾想写戏剧和电影剧本，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周：您是怎么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
    马：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出于信仰和理性，但我自1952-1953年起在法共内部的“介入”活动也产生了影响。我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职业“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取得历史教师资格后，即在1957-1963年间与索布尔在情感和思想上走得很近。这两种因素从起源上并不重合，但却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