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于廑先生明确提出：“我们要编写一部新的、具有特色的世界史，首先得破除自古以来就有的各种中心论。必须树立以世界为一全局的观点，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为此要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对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还要对一些重大的历史运动即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共同现象进行研究。并举如下课题为例：7世纪-9世纪“在亚欧大陆和北非这么辽阔的地区”发生近乎平行的历史现象研究，三大宗教广泛传播的世界全局意义研究，15、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及其世界扩展的研究，中亚同其东、西、南几个重要文明地区的关系研究，从世界全局观点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研究，等等。“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1]（pp.24～28 《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这里，世界史的整体性就表现在其全局性发展和各个时代发展的主潮，而观察和合理解释这个全局性演变和主潮变化，就要采用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
    二、两个世界
    从上述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观点观察问题，吴于廑先生首先对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两个世界的划分及其基本特征的理论，涉及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性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还有一个农耕中心是墨西哥……秘鲁……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农耕中心形成以后，农业生产技术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就亚欧大陆而言，经历了好几千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至波罗的海，由不列颠至乌克兰，还有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地带。……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1]（pp.93～95《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两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和差异在生产生活方式方面。“农耕世界的经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以农为本，就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状态。”“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上面所说的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对于这个地带，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农耕世界之例，称之为游牧世界。”两个世界之间的地理标志，“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1]（p.9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两个世界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前景在于，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之必然趋向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于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开凿河渠、贸迁有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总之，较快地诞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与此相比，游牧地带的生产也在发展增长，但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也有社会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并列存在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1]（pp.96～97《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这种大体南农耕北游牧的分野在地理上互有交错。“农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在偏北的地方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农耕世界形成国家之后，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限。”[1]（p.97《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两个世界的主要区分在于它们生产率的不同，而在不同地区出现高低差异，首先取决于两个世界生态环境的不同，进而其攫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造成相对闭塞的各地区在转化资源的效率上产生区别，最终形成世界范围发展的不平衡性。吴于廑先生“两个世界”的分析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纷繁复杂不断变动的世界格局纳入合理的框架，清晰地展现出那个漫长时期农耕和游牧两大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因为两个世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它们不同的差距。“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某些重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各民族的差距不大。”[1]（p.9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这一点对于两个世界的横向关系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三次冲击
    迄今为止，有关人类古代中古世界的各种描述都存在明显的缺陷，而吴于廑先生提出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两个世界”的观点就把“从一个整体全局”看待世界历史的理论落在了实处。这个理论不仅注意到游牧和农耕世界的区别，更揭示出这个相对闭塞的世界各地区也发生着大范围的横向联系，吴于廑先生将其归纳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1]（p.9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第一次冲击“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开始”，“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都经历了由北方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1]（p.101《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入衰落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1]（pp.98～99《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先生简要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战车，从苏美尔人的战车开始考察，涉及赫梯人的战车、喜克索斯人的战车、迦喜特人战车、米丹尼人战车、胡里特人战车、乌加尔图人战车、亚述人战车，以及西米里安人和斯基泰人骑兵。“同时期内，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在西面，另一支印欧种人即最早一批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他们有马，有战车，后来他们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人从哪里来？是个可探讨的问题。”“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其畜牧占很大的比重。”[1]（pp.100～101《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