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冲击浪潮将临未临之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趋于农耕的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防御政策。”正是在第二次大冲击中，“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显示出来的骑兵威力，不得不使汉朝统治者对北方边界的防备高度重视起来。……西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它筑起城寨来堵住这个缺口。……东西方两大帝国这样做，以为可以把北方游牧、半游牧以及一些已经经营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1]（pp.101～102《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总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结束。以后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窦宪把北匈奴驱逐到中亚以后，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即中国，北匈奴被赶走了，南匈奴内迁。接着原来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以及拓跋诸部跟踪而来，在他们之后还有东西突厥。”除了东西匈奴外，还有大月氏及其五部之一的贵霜进入大夏、印度，还有匈奴和大月氏混合种的哒人南下进入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等。“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在大体同一时期所面临的游牧世界各部族入侵的形势，比东部和中部先后所临遇的还要困难。……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除了精于骑兵战术、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外，有东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有从中国北部被突厥人赶到西方并与他族混合的柔然（阿瓦尔人）。可以说，在横亘亚欧大陆创建各古典文明的长弧形地带，当游牧世界各族，包括处于游牧和农耕两个世界边缘的已从事农耕的部族，向它作历史上第二次大冲击的时期，西半壁受到的压力最为沉重。”阿拉伯等部族也成为此次大冲击的主力。“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1]（pp.103～105《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到了十三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一次。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驭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族，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蒙古骑兵战马日驰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一百八十公尺，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己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帝国，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到十三世纪后期，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十四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1]（pp.105～10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三次大冲击说”准确地描述了农耕和游牧时代世界范围内地区间横向运动的情况，弥补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提出的所有世界历史理论的不足。吴于廑先生不仅勾勒出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发展横向运动的宏大图景，而且分析了造成大冲击结果的原因，以及三次冲击造成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游牧世界在金属冶炼和武器制造、军事机动性能、战车和骑兵等军事技术方面不亚于或者强于农耕世界，因此在暴力冲突中屡屡得手。“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并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的上层。……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1]（pp.102-103《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至于三次大冲击的后果和影响，吴于廑先生提出，“三次冲击的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初步解释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游牧、半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多已融入农耕世界”，“公元前后共约三千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1]（p.106《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三次大冲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至于已经农耕的部族则更不待言。一旦走向农耕化的道路，他们就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艺术等等。”[1]（p.108～109《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也应该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是经过野蛮破坏才获得的。”[1]（pp.110～112《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这样，吴于廑先生就完善了其“一个整体、两个世界、三次冲击”的宏大理论，比较合理地解释了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发展。
    吴于廑先生理论的合理性来自于其克服多种偏见，坚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视野，诚如其所言：“歧视、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我们之所以要讲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问题，是因为，而且完完全全是因为，自人类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发生由于各自内部阶级分化而趋于激化的矛盾，面对于由此矛盾产生的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1]（pp.107～108《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当然，我们说吴于廑先生理论的“完善”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没有补充的可能。譬如在考虑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动力方面还缺乏生态环境史的因素，因为经济结构更为脆弱的游牧民族在遭遇大范围恶劣气候变化后，其面临的险恶生存环境将迫使他们在部族存亡之际大举迁徙。又譬如，在农耕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的以信仰为特征的各个文明圈也是世界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进程的一个中间环节，特别是各个文明圈形成的以大帝国为中心或“朝贡册封体系”，或者“朝贡贸易体系”的多种表现形式。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吴于廑先生生前（与齐世荣合作）主编的最后一部通史教材比较好地体现了其理论④，但是未能全面落实其理论，还需要未来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1982年，吴于廑先生首次公开演讲其理论后，先后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完》1984年第1期）、《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并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写的“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全面系统地阐释其理论体系。
    ②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29页。
    ④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