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信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通信活动，始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前，中国的信息传递已经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官方公文由官办的驿站传递，商民信件由民办的民信局递送，此外，还有负责与侨民联系的侨批局等。1840年，随着英国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的涌入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邮政。在西方近代邮政的刺激下，中国近代国家邮政开始发端，其中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笔者不揣浅陋，对英国对晚清邮政事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影响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其一，英国率先在中国开办“客邮”，客观上刺激了近代邮政的发展；其二，在人员和制度等方面对晚清邮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客邮与晚清邮政的发展
    1.客邮源起
    客邮是外国政府在中国擅自设立的其本国的邮政机构，英文为Alien Postal Agency或Post Office Abroad，直译应是“外国邮局”[1]299。鸦片战争之前，外商来华贸易仅限广州一地，这些外商在中国与外通信非常困难，他们既不能利用官办驿站传送邮件，又不放心将邮件交予民办的民信局，于是想自己设立一个通信机关，这是客邮萌发的最初动机。当时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在对华贸易中占的份额最大。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之后中英贸易额逐年递增。1818年至1833年间，英国平均每年有56艘商船来华[2]52。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展，这些商人通信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为外商设立了收信所，是为客邮肇始[3]14。
    1841年1月26日，英军实际上占据了香港岛，并于当年10月1日成立了香港邮政局。1842年4月《南京条约》签订前，在香港还没有被正式割让给英国时，璞鼎查就以“香港英国总督”的名义宣布在香港开办邮局。当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香港邮局也正式归属英国管辖[2]52。
    在此之后，英国于1844年先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口，继之于1860年在汕头，1872年在汉口，1876年在琼州，1882年在天津，1903年在烟台以及1906年在黄埔各埠，设置邮局。其设在领事馆内称为“领事邮务代办(Consular Packet-agency)”，业务发达而脱离领事馆独立者称为“邮局”或“邮务代办”[2]50。1860年起，英国政府又将其海外邮务系统作全面的调整：“将原由英国本土直接指挥的香港邮局，改归当地殖民政府管辖，任命邮政总局局长一人，赋予全权指挥监督英国所有在远东的邮政机构。自此香港在上海和日本横滨两地各增设邮局一处。”[1]302英国除在我国沿海、沿江广设民用性质的客邮外，尚有以军事为目的之军邮局，早在1889年强租威海卫时，即有军邮局进驻；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英国更设军邮总局于威海卫，所辖军邮局随军布设达27处。此外在边陲地区的新疆疏附和西藏的亚东、帕里、江孜、葛大克、日喀则等处亦有英国客邮之足迹[1]305-306。
    英国在华设立客邮之后，其他列强也借口“利益均沾”竞相效法，纷起效尤，甚至在后来中国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之后，客邮的扩张也没有停止，从原有的沿江沿海各通商口岸，逐步深入内地甚至边疆地区。至民国建立之后，客邮的势力依然强大。据时人调查所得，“英国设有邮务处六处，邮寄代办所六处，信箱七具，法国设有邮局二十处，信箱七具，德国设有邮局十处，代办所二处，信箱十一具，俄国设有邮局十七处，邮电局一处，美国设有邮局一处，信箱十一具，日本(南满铁路包括在内)已设有邮局五十五处，附属局二十八处，邮局代办所六十六处，野战邮局三处，代收邮票所七十六处，信柜二十一处，信箱一百八十具，信筒二百三十九具。”[4]338-339
    2.客邮的经营范围
    在业务方面，客邮最初的服务对象，是其本国在华人士，其后则推展及中国商民，寄递范围，亦不限于外洋，而扩及国内各地。业务种类，除信件外，也收寄包裹；除普通邮件外，也收寄挂号[5]43。客邮所收寄的信件，用的是其本国发行的邮票。据《光绪三十二年邮政事务通报》记载：英国在中国各口岸设立的邮局，仅收一边呢(即便士penny)之轻费(合洋银四分)，而外人居住内地者，发寄国外信件，亦竟贴用此项轻费邮票。……此项信件依照公约规定，原应按中国所订之邮资，贴用中国邮票，如径交英邮寄递，不仅违反邮章，亦使中国邮政受亏[6]574。此外，客邮还开办了储金业务。英国不仅在香港，而且在内地各书信馆内设有“利民局”这一储蓄机构。起初只在侨民中经营，规定“佣工贫民”2角5分即可起存，后亦吸收内地中国平民储款[7]12。
    此外，客邮来往邮件都用各相关国家邮袋装运，不用经过中国海关检查，这为某些别有所图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成为不法分子走私贩毒的途径。1902年1月，赫德在致外务部申呈中云：“数日之间，仅查得上海英国邮政分局一处，其收发各项小包，内有吗啡一项，估值银三千五百七十九两，珍珠一项，估值银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两，贵重首饰等项，估值银二千五百十两，钟表药材各货，估值银至数千两有奇等情，是该商等乘此加税之际，匿将珍贵货物，借外国邮局寄带，显系故意投门走私，不仅英国一国邮局如此，即俄、德、法、美、日本等国所设分局类皆如此。”[8]154民国十年施肇基在太平洋会议上发表宣言指出：“凡有外洋运入中国的包裹、信件，例应由海关查验，然除由上海及其他一二口岸运来之包件外，凡由外国邮局传递之物件，经海关查验者甚少，此实共见共闻之事。盖外国邮政机关与中国海关欲协同办理，实异常困难，且经验上可证明为不可能之事。是以中国关税收入，实际极受影响，而外国邮局遂为偷运禁品之护符，违禁品中尤以吗啡高根(一种麻醉药)鸦片等为最。”[1]309-310
    1922年2月1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华盛顿会议通过了由英国起草、各国反复磋商而成的撤销客邮案，做出如下规定：“一、有该项邮局之四国允许照下列条件将其撤销：(甲)中国保持切实办理之邮务。(乙)中国政府保证现在邮务行政与外国邮务总办之地位有关系者，无变更之意。二、为使中国及有关系之国举行必要之设备起见，此项办法实行之期不得逾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9]201这些规定与英国先前的撤邮条件一脉相承，其中最关键的是(乙)项。
    撤销客邮案通过后，英国随即开始筹备履约事宜。1922年6月21日，英国外交次官哈姆斯韦士在下议院说：“英国现筹备于1923年按照华会条约裁撤在中国的英国邮局。”[10]同年11月30日，英国撤销了12个在华邮局，但并没有同时撤销它在西藏设立的邮局，这些邮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才由印度政府交还给中国。撤邮后，英国继续在中国国家邮政中享有人事及管理上的优渥地位，这同样减损了英国撤销在华邮局的意义[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