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对晚清邮政的影响
    1.客观上促进了近代邮政的创设与发展
    由英国人始创的客邮给中国近代邮政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侵夺了中国的邮政自主权。1901年7月21日，海关税务司阿理嗣写信给赫德，信中提及：“按万国公法，此国官民不能在彼国境界开设邮局，此在本国之外开设邮局之事，在泰西各国视之，即与在他人之地建造炮台、派兵驻守、开征税项等蔑理之事无异，且均属欺压地主之权。”[8]100美国驻华公使在1920年4月20日向美国政府的外交报告中也坦言各国在华设置客邮是侵犯中国通信主权的行为，“各国曾在中国设置客邮，大要为政治原因，或为其对于中国之将来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国之地位，或因嫉忌他国在华地位。但客邮之设立，并未得中国之允许，或竟忽视中国之意而不顾……此种设置实侵犯中国主权。”[11]35
    然而，客邮在客观上也带来了新式邮政信息。客邮是在中国出现得最早的与中国传统的驿站所不同的新式的、比驿站更优越的通信方式，是中国近代国家创办邮政的推动力。郑观应就曾指出客邮的优点所在：“近日英、法、美复于上海设局经理其事。自常年用费外，年入之款岁有赢余。可知邮政一端，其益甚宏，其效甚速。轻而易举，无耗费之虞；远而可通，无濡滞之虑。所谓上下均利而无所不利者也。”[12]491在客邮的刺激之下，清朝一些有远见的官员开始建议创办国家邮政以取代客邮。1885年，浙江文案李圭在送薛福成的禀帖里说明了设立国家邮政局的好处和必要，指责上海等地方存在许多外国设立的邮局有损国家尊严，并建议“设立国家邮政局，在通商口岸设立分局，以代替外国邮政机构”[8]33。1895年，张之洞呈《请办邮政片》，认为各国在华客邮“递送官民往来文函，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日盛一日，且权操于上，有所统一，利商利民，而即以利国”，要求“大举开办，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行撤去，并与各国入会，彼此传递文函，互相联络。如果中国邮政认真举行，各国在华所设信局必肯裁撤，此本各国通例之法，实属有利无弊之胜算，诚理财之大端，便民之要政也”[13]1057-1058。客邮对有识之士的刺激，使他们认识到了传统邮驿制度的落后和西方邮政的先进性。他们的宣传推动使清政府逐渐将创办近代国家邮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客邮在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邮政的发展。
    2.英国“客卿”与晚清邮政
    提到英国人对中国近代邮政的影响，最重要的当属掌管中国海关近半世纪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5年，赫德将所著的《局外旁观论》呈递总理衙门。在这篇洋洋数千言的改革建议书中，赫德即提出了对邮政的革新方案，即效仿西方，建立现代邮政。他说：“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而他所列举可学的“方便”计有：“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1]3201866年冬，总理衙门即将代寄各国驻京使臣文件的邮递事务划归总税务司署办理。“北京总税务司署及各重要海关(天津、上海、镇江)即有邮务处之设置，以董理其事，是为海关兼办邮递之始。”[1]320其后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城市都陆续设立了海关邮局，迈开了晚清创办国家邮政的第一步。
    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在清政府与英方进行善后条约谈判的时候，作为谈判助手的赫德企图让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设立国家邮政的要求。但威妥玛出于种种考虑，并未采纳赫德的建议，让赫德心生不满，若干年之后，赫德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依然耿耿于怀：“可惜那时跟我作对的人，故意不声不响。”[8]78-79赫德虽然没有得到威妥玛的帮助，但他却成功获得了李鸿章的支持。《烟台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承诺让赫德先试办海关邮政，等试办有了成效，再由他出面申请将海关邮政改为国家邮政。
    1877年，在赫德的授意下，时任九江关税务司的英国人葛显礼拟订了海关试办邮政的新方案呈递总理衙门。他在方案中指出：“中国虽然久已有了很好的驿递制度，但是不替商人带信件，因此商人只好通过私营企业传递信件，这种传递信件的方法迟缓、不经常、花钱而且不可靠……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过去已经仿行了西方的许多新政，例如造船厂和兵工厂等等，现在继续仿照西法设立像邮政局这样的机构，也已经是时候。”[8]2-31878年，总理衙门考虑后终于同意让海关在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由税务司管理。赫德主持海关正式试行开办了邮政业务。3月9日，赫德因事赴欧前与李鸿章商定，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开始试办邮政。3月23日，在天津开放收寄华洋公众邮件[8]25。此举是为海关试办邮政的开端，进一步奠定了开办国家邮政的基础。
    面对客邮的逐步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近代邮政的优势以及开办国家邮政的迫切需要。1893年，南洋大臣刘坤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呼吁清政府尽快正式开办邮政，否则“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4]335。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就成立官办邮政一事邀请赫德面商数次，赫德亦重新拟定了《开办邮政章程》四项，共四十四条。1895年，张之洞也上奏拟请设立国家邮政，提出“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大举开办，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兼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将(外国)所设信局全行撤去，并与各国入会，俾传递文函，互相联络”[1]346。1896年3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成立大清邮政，并附呈赫德所拟邮政章程，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大清邮政”正式开办。
    大清国家邮政经过35年的“海关邮政”试办，终于在1896年正式开办了。晚清国家邮政在建立之初，仍归海关税务司管理，赫德为“总邮政司并专司其事”，各海关设邮政总局，以海关区域为邮政服务区域，称为“邮界”，在全国共划分了35个邮界，同时又在比较大的邮务区设“副邮界”。1897年2月，将各海关邮局正式改称“大清邮政局”。
    由于近代中国邮政与海关的密切关系，从赫德创办中国国家邮政时起，英国人就已经充斥中国的邮政机构。除了前文提到的税务司葛显礼在1896年被赫德任命为邮政总办之外，各地海关的税务司往往兼任邮政司，其中有很多都是英国人。此外，赫德还委托金登干在伦敦举行招收海关工作人员的考试，赫德也会给金登干提供自己亲友推荐的人员，委托金登干代为考核，录用后即安排赴中国的工作。由于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海关招收的洋员之中，英国人占了多数，其中很多人占据了重要岗位，在总邮政司及下设的39个邮界、副邮界的领导人中，有141个外国人，其中76个是英国人[14]，对中国近代邮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赫德的弟弟赫政1867年进入海关，当1885年英国政府拟任赫德为驻华公使时，赫德曾向清政府推荐赫政继任总税务司，未获批准。赫德的内弟安格联原为外科医生，1873年入中国海关，1908年赫德离华后任代理总税务司。他在代理总税务司期间，阻挠清政府从海关收回邮权的工作，清政府一直不同意正式任命他为总税务司，遂于1911年离职。赫德表弟爱格尔1868年进入中国海关，也曾任税务司[15]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