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语”、“吐火罗人”，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西域历史研究中难以避开的一个课题。不少国内外的语言、历史、考古学家关注此问题，彼此观点亦多种多样。就此课题展开讨论的论文、专著甚多，但仍没有取得统一结论。仅此历史文化现象，就足以说明相关研究的复杂与困难。
    近30年中，随着新疆考古事业发展，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众多保存较好的古尸，使得相关问题的研究，从一度沉寂进入新一轮的高潮，在古代西域与吐火罗语、吐火罗民族关系问题方面刊布了不少新的论述。在这些论著中，美国学者梅维恒(H.V.Mair)与英国爱尔兰学者马洛瑞(J.P.Mallory)合著的《塔里木古尸》(The Tarim Mummies)最值得关注。梅维恒教授是知名敦煌学家，对于敦煌白话文有许多研究，近些年对新疆考古、塔里木古尸、西域古代文明也做了极多的研究探索；马洛瑞则是世界知名的印欧语研究专家，在西方学术界深具影响。他们利用一些新疆出土古尸资料、时代比较晚的一些佛教文献资料，对青铜时代以来的古代西域居民情况作出了十分积极的推论，认为塔里木盆地内的早期居民是“吐火罗迁徙者”，龟兹绿洲王国“是吐火罗人的主要中心”，只是回鹘西迁，才出现了“吐火罗语以某种形式消亡”①。也就是说，直到唐王朝统治西域阶段，“吐火罗”才因回鹘的西迁消失了痕迹。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会议主办人梅维恒认为，根据这样的新观点，可以重构欧亚文明历史的新篇章。但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审视的新观点。
    西域自汉代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版图。到唐王朝时期，对西域大地的统治，也有了较西汉更为成熟的模式。唐王朝的统治层，根据西域居民中不同的民族、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对主体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认同的程度，因地制宜，将广袤的西域大地划分为不同的几个大区块，实施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新疆东部，今吐鲁番、哈密、准噶尔东南部，设置伊、西、廷州，由中央王朝直接派员管理，政治、经济制度，几乎同于唐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区；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唐朝设安西大都护府，在不同绿洲王国设置了都督府、州，驻军、屯田，都督府及州的官员由唐王朝任命、认可，主要由原来的王国统治者充任，管理相关绿洲内部民政。至于更大范围的地域如帕米尔以西，阿勒泰山内外一些地区，唐朝则实施更宽松的羁縻政策。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新疆地区居民的民族、语言、经济生活、历史文化，唐王朝自然应该是比较了解，也自然会留存有大量的文字记录。
    据相关文献，吐火罗在唐代中亚仍是有相当影响的王国，地域主要在今阿富汗。王国在形式上羁属于唐王朝，唐朝曾在此设“月氏都督府”，实际是基本独立的性质，原国王任都督，军、政制度如旧，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中亚研究学界都大概了解的史实。
    《塔里木古尸》，将吐火罗人放在了新疆塔里木盆地，活动时间下迄于唐朝，不仅是对大量保留至今的、可以信从的唐代文献记录提出了挑战；也是向研究新疆历史、考古、语言的学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使得我们必须以一个新的视角，关注相关文物和考古资料，破解问题的真谛。
    不论说“吐火罗”迄止于唐，仍是塔里木盆地主体居民；或如唐代文献记述，吐火罗是葱岭以西500里以外的中亚古代王国。在近数十年收获颇丰的新疆唐代历史文物中，应该是可以找到可资说明的相关资料。
    循此思路，翻检材料，稍有所获。
    主要收获之一，见于吐鲁番盆地出土的唐代官文书。
    在《塔里木古尸》中，吐鲁番盆地被认为是操吐火罗语A古代居民之集聚地。因此，这里出土有关吐火罗的唐代文书，对我们深入一点认识前述吐火罗族居民在西域活动的实际情形，就具有更不一般的研究价值。
    1964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县阿斯塔那晋-唐墓地中，发掘过一座唐代墓葬，编号为64TAM29。墓葬形制作斜坡墓道掏洞墓室，夫妇合葬，尸体保存完好。男主人身着纸质腰带，女尸头戴纸冠。拆开纸质腰带、纸冠，获文书24件(组)，其中4件涉及吐火罗拂延等人，在唐垂拱元年(685年)向西州高昌县申领过所事。②可以明确看出：在公元7世纪80年代，唐代西域人们的概念中，所谓“吐火罗”，与葱岭以东塔里木绿洲内的住户并无关涉。彼此语言不通，文字不同，所在地行政管理制度有别；他们是来自葱岭以西吐火罗王国的居民，与传世唐代文献中对吐火罗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相关文书资料，引录如下：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一(录文一)
    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二(录文二)
    (二)64TAM29：1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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