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数例：
    (一)“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
    (二)“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吐火罗》)
    在吐火罗王国设都督府，却定名为月氏都督府。足证，在唐王朝统治集团心目中，所谓吐火罗，与月氏是可以混同，视其为表里的：吐火罗是国名，而居民实体，则是月氏，故而都督府，就能以月氏为号。
    (三)“月氏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在吐火罗王都阿缓设置的都督府名“月氏都督府”，其下有“蓝氏州”、“大夏州”，可以说明唐代对吐火罗、月氏、大夏这些政治、地理概念的认识，是重叠、混同在一起的。
    (四)“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
    (五)“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噘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吐火罗国都为月氏都督府……”(《资治通鉴》卷二零零“龙朔元年”)
    (六)“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远进《西域图志》，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居遏换城置月氏都督府。”(《唐会要》卷七三)
    (七)“(永徽)三年……所以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以乌涅波为都督。”(《唐会要》卷九九《吐火罗国》)
    (八)“吐火罗国，唐永徽三年列其地为月氏府，以其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为都督。”(《册府元龟》卷九六六《外臣部·继袭》)
    (九)求那跋摩(Gunavarman)译本，兜呿罗=月氏，《吐火罗语考》，77-78页。(22)
    如是等等，都可以说明，在唐代文化知识界，将月氏与吐火罗联系在一起，用以分析、认识政治、地理、文化、翻译诸多方面的问题，确实是相当普遍，得到社会认同的。因此，玄奘称存在贵霜文化影响的安迪尔古城为“睹货逻故国”，不仅是十分平常；而且，当年不如是叙述，反倒会是难以理喻了。
    除文首提及的《塔里木古尸》中关涉吐火罗 A语、吐火罗民族外，近三十年来，研究吐火罗者，还有《吐火罗史研究》、《古族新考》、《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等专著多部及更多数量的论文，这里不一一具列。研究中，涉及吐火罗语言、历史、考古、民族迁徙，甚至分子人类学等不同学科；关乎中亚古代历史、新疆古代民族、历史、考古、语言研究，是一个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现实意义重大的研究课题。
    本文切入点很小。只是涉及一组近年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还有国内外均有过关注，但又总未展开具体剖析的安迪尔古城。也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及的“睹货逻故国”；也联系到玄奘游学印度途中，直接观察过的“睹货逻”故国。这些考古、文献资料，时代均在唐王朝时期。可以清楚结论：
    (一)在唐王朝时期，人们的概念是明确的，所谓吐火罗，就是古史中的希腊大夏王国，领地就在巴克特里亚，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
    (二)其次，这片土地，位置冲要，是中亚交通的十字路口。中亚大地任何重大的民族迁徙、冲突，几乎都会波及这片土地上相关王国历史命运的沉浮、变化。公元前2世纪，大夏先是亡于南下的塞人；随后，又为南下的大月氏人所统治，并建立了新的贵霜王朝。公元4世纪，贵霜亡于嚈哒；6世纪后，又沦于西突厥的统治之下。因此，在唐代史家的笔下，既循传统称这片土地为吐火罗王国，又因汉代月氏是这片土地上的新统治者，也称之为“月氏”，唐王朝政府在吐火罗置都督府，府址选在阿缓，是吐火罗突厥叶护的驻地，但取名却十分明白地称之为“月氏都督府”，这展现着唐代对巴克特里亚这片土地居民、历史的认识、尊重；针对西突厥统治的现实，可能还有另一层政治的含意。不论如何，这表现着占统治地位的唐王朝政治文化领袖们的主流观点。玄奘所以称具有贵霜(月氏)文化影响的安迪尔古城为“睹货逻故国”，根源、根据就在于此。
    (三)中亚的昭武九姓王国子民，包括兴都库什山下、波斯东境的吐火罗国人，在丝绸之路上东行至西州、河西地区、甚至长安兴易经贸，是汉唐时期一种普遍性存在。分析上引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代文书，可以看出，已定居在唐王朝直接统治下的西域伊、西、庭州，成为唐王朝在编百姓的昭武九姓胡人，并不在少。他们对通过丝路积极进行的商业活动是了解、熟悉的。因此，就都敢于担保新来西州高昌县的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等一行近20人的清白身份，为其申领过所承担责任。这对没有过所“西来”的吐火罗拂延等人，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帮助。吐火罗拂延等人，不谙唐王朝的交通管理制度，不通语言，只能通过专职译人翟那你潘才能交待清楚个人情况，东行目的。请求高昌县能允许“责保”、颁给过所。这表明，在7世纪中叶的唐代西州高昌县，只通自身的吐火罗语，是无法与当地交流信息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可以说明许多问题的语言、文化现象。完全可据此推论，唐时西域绝不是吐火罗语流行、吐火罗人所在多见的地区。因此，一些学者，仅仅根据少数佛经译文上的“Toχr”题记，就判定西域高昌、焉耆、库车地区通行吐火罗语、吐火罗文，是混同了佛经翻译语言与世俗通行语言的关系，这两者，其实不是一个概念，是不能彼此等同的。而从吐火罗语文，又推演出吐火罗民族，更不是同一个概念。《塔里木古尸》作者，认为是由于公元840年回鹘西迁，才导致了“吐火罗语以某种形式消亡”。现在看起来，此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