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包括了吐火罗、康姓商旅在内的一行东向“兴易”、“入京”的过所，出土文书中未见；但经过如是一番手续后，取得过所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具体过所虽未见，由此而呈显的唐代西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诸多细节，已可大大深化我们对西州高昌县人民社会生活实况的了解。仅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所获文书资料计，已达4000件以上，几乎全部都是汉文资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唐代吐鲁番地区，我们确是一点也没有感受到这里当年是吐火罗语 A通行地区的。这启示我们：通过有限佛经文字，在吐火罗语研究中，想象的空间虽可以无限；但实际的景况，如佛经文字与世俗语言文字是否一致?是很需要斟酌的。根据大量出土了的表现着唐代高昌居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实况的汉语文书，可以肯定，在唐代吐鲁番大地，展开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确实是看不到什么吐火罗A语、文字之痕迹的。
    涉及唐代西域与吐火罗，不能不重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相关记录。《大唐西域记》，对关注吐火罗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实在是太普通的资料，大家都是曾经注意、耳熟能详的。但在面对如《塔里木古尸》这样的大著，论及吐火罗人历史，又有那么多引人思考的论述，令人禁不住要重提玄奘在公元7世纪中叶观察到的“睹货逻”，提及到的吐火罗语文、吐火罗及其与周邻地区的关系。
    玄奘，从虔诚的青年佛教徒始，求法西行，19年中，巡行中亚、南亚大地，饱经磨练。撰著《大唐西域记》时，已不仅是一位佛教思想家，而且成长为一位深谙梵文，对李唐王朝、唐属西域大地的政治形势，突厥、中亚、南亚星罗棋布的大、小一百多个王国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民情，都深具学养的大学者。他在游学过程中，凡所“游践之处，必究方言，镌求幽迹”，在如是实践基础上，唐代学界就不能不称赞他“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相关资料，“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因此，他在应李世民之命撰著的《大唐西域记》中，留给我们的文字不仅呼应着唐王朝代表人物李世民的希望、要求；有直接考察、体验、认识的基础，具体而准确。当年人记当年事，其学术价值是一般著述难以匹配的。
    《大唐西域记》，涉及吐火罗，有两组资料不能疏忽。
    其一，是他对直接观察到的吐火罗王国诸多方面的记录：它的地理位置、交通、山川形势、民族形体特征、语言、文字、佛教信仰、政治分裂的现实、突厥的统治影响等，无不涉及。这里，应强调一句，玄奘在介绍相关情况时，遣字落笔是十分认真、严谨，可以说一丝不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表现在他对“吐火罗”汉译名称的计较上。他认为对此古代王国名，正确的汉译应该是“覩货逻”；大家习惯用着的“吐火罗”三字，是错误的，“讹也”⑥。仅从此点，就不难看出他在落笔行文时，态度是何等认真!
    据《大唐西域记》，唐代吐火罗王国，“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竟，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模样异于诸国。”“语言去就，稍异诸国，字源二十五言，转而相生，用之备物。书以横读，自左向右。文字渐多，逾广窣利，货用金银等钱。”这些叙述，与主要地域处西天山与兴都库山之间，东扼帕米尔，西邻波斯的阿富汗，是完全吻合的。这里山地纵横、部落纷杂、不相统属，吐火罗族居民形象极富特点，形象与中亚诸国有别。阿富汗出土的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吐火罗文碑铭，正是“字源二十五言”，“自左向右”横读。他在这片地区见到的巨型“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与高五十多米的巴米扬大佛，可以说是十分相符。种种细节记录，相当朴素、准确。
    行文中，对曾经或仍受吐火罗控制、影响的其他小王国，也都没有疏忽，给予说明。但是却绝无一字提及吐火罗与邻境的龟兹、焉耆以及他西行前曾滞留相当长、且深得支持、帮助的高昌等，有任何瓜连。须知，《大唐西域记》本来就是秉承关心唐王朝西部世界景况的李世民的旨意而书撰的。吐火罗语言、文字，如果与唐王朝属下的龟兹、焉耆、高昌相同、相通，这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的行文风格，他是不可能不予提及、不事剖析的。这里有一个意境相同的实例，也可以帮助说明问题。在《大唐西域记》中他曾提及有一个支那朴底国，与华夏故国存在历史文化关联。他就颇费了一番文字，进行介绍，说是贵霜王国时期，势力强大，“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这些质子，最后在伽腻色迦王时期，建立了一个“至那朴底国”(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曰至那尔(唐言汉持来)，梨曰至那罗阇弗逻(唐言汉王子)”。诸多细节，都不忘详细说明原委，并称“故此国人深敬东土”，连见到玄奘，“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⑦的情形，均娓娓道及。两相比较，是可以深入一层认识吐火罗与塔里木盆地龟兹、焉耆之实际关系的。
    其二，是玄奘提及在他最后返回长安途程中，沿昆仑山北麓东走，在尼壤与且末之间，曾经过“睹货逻故国”。不少学者在研究吐火罗人历史、文化迁徙等问题时，无不引用此条文献，作为吐火罗曾居停在塔里木盆地的重大根据。在剖析西域与吐火罗的历史关联时，这自然也是一个绝对需要深入剖析的问题。
    关于这个“睹货逻故国”，玄奘记录原文是，离开尼壤后，“行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析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⑧。考察塔里木盆地南缘地理形势、已获考古调查资料，所谓的“睹货逻故国”遗址，只能是安迪尔河畔的安迪尔古城。它地处尼雅遗址、且末古城废址之间，彼此空间距离与玄奘记录也切合。而且在这片空间范围内，再无其他较大河流、绿洲、古代城镇遗址。因此，要在这范围内觅求玄奘提及的“睹货逻故国”，只有安迪尔古城可以相当。
    玄奘在提出安迪尔废城为“睹货逻故国”废墟时，除上引文字外，如为什么它为睹货逻故国遗址?睹货逻何时在此活动?何时、又缘何废弃等，并没有一字一词做出任何具体说明，似乎是一个不必涉及的常识。但此条文献资料，却确实成为了今天读者们深深悬念、也无法简单索解的难题。
    对安迪尔古城遗址，中外学者曾做过部分考察工作。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A.斯坦因曾对安迪尔进行过不止一次调查，并进行过简单发掘。相关资料刊布于《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西域考古图记》之中。1989年11月，长期从事新疆考古工作的王炳华先生及肖小勇、刘文锁一行，作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综合考察队考古组成员，也曾进入沙漠，步入安迪尔古城废墟，在遗址实施了全面踏查，随后还刊布有调查报告⑨。本文的分析，也是依据此报告。
    安迪尔古城废墟，位于安迪尔河下游，已沦入沙漠。具体位于安迪尔牧场塔库木村东南20多公里处，居于安迪尔河东岸。遗址位置大概在北纬37°47′34″、东经83°49′36″附近一片沙碛中，海拔1305米左右。遗址包括俗称的夏羊塔克古城、道孜立克城堡及佛塔等，遗迹绵延展开在数平方公里内。风蚀、沙埋，沙丘漫布，植被稀少。加上相当严重的人为破坏，保存情况并不好。但古城墙垣仍约略可循，部分建筑木柱仍出露在沙尘地表。陶、铜、铁、木等不同材质的文物，也都散见在沙尘低凹处。
    遗址的中心，是夏羊塔克古城，城墙已残缺不全，依断垣走向，可以大概把握：城垣基本为方形，边长100米左右。城区范围内，陶片集中。从城墙断面可以清晰观察：城墙下部为夯筑；上部为土坯块、河泥(杂碎石粒)交替垒砌，清楚表明这是两个时段的遗存。城垣最高处，仍达8米(从风蚀之地表计算。因为风蚀，目前地表已大低凹于当年地面。因此，当年城墙高度会较8米为低)。城门，具体位置已难判定，但可能在南墙上开门。因为南墙外，是一片比较开阔平整的空间。城墙围垣内，约略可见废弃的房址，可见不少铁块、炼渣、陶片、铜片、铜镞、五铢钱、玻璃片、汉佉二体钱、磨石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