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引四件出土唐代请过所文书，逻辑推论：
    (一)文书出土在阿斯塔那墓地，属唐直辖之西州高昌县。可判定它是高昌县曾经受理、而后又被“捡除”的废弃公文。四件文书，性质相同，个别人名相同(如一号文书中的“义罗施”与四号文书中的“康尾义罗施”；二号文书中的“纥槎”与四号文书中的“康纥槎”；处理之相关官员均为连亨，处理时间均为垂拱元年四月十九日等)，可以连同展开分析。文书虽已部分残缺，但文意是基本清楚的：“西来”之一行商胡，“欲向东兴易”、“入京”，但没有过所，违背了唐朝政府“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之规定，而被阻禁在了高昌县。行旅人员不少，姓名完整者计有“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尾义罗施”、“康纥槎”、“曹伏磨”、“可婢支”、“突蜜”、“割逻吉”、“莫贺咄”、“颉”、“何胡数刺”、“曹延那”、“曹野那”、“安莫延”、“射鼻”、“浮你了”、“桃叶”、“潘”等，近20人；随行牲畜至少有驴26头，马1匹、驼2头等。运载物资，应该不是小数。
    (二)如此一支规模不小商胡，随身没有过所类文书，却已行进到了西州高昌县内，自然引发注意。在审查中，相关人员申述，他们不是“压良、该诱、寒盗等色”。所以没有唐朝过所，原因在“潘等并从西汉官府，所以更不请”，(二号文书)或辩“其人等不是压良冒名假代等色”(四号文书)；“但罗施等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一号文书)措词小异，但理由相同；因为所出发之“西”地，没有“汉官府”“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表明他们之所以没有“来文”，是事出有因，故而“请乞责保”，求高昌县允许他们求保申领过所；而如果申报情况不实，他们甘愿“受依法罪”。审查、申述过程中，每个申领过所者、当地请得之保人，均划指线为押。
    (三)关于“西来”后面的历史实际。相关文书中，均有“并从西来”之文意。在第二号文书中，更有“潘等并从西汉官府，所以更不请”等文字。推究缺失文字，似为所来之处并未设置“汉官府”“所以更不请”相关过所等；如这一判定大概可从，则所来之地，肯定是在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龟兹都督府”、“疏勒都督府”这些府州以外的葱岭以西之地，并没有设置归唐王朝政府直接辖管、按唐制实施交通管理的政府机构。二号文书中，““潘”一行，看来是初涉西州，不知唐王朝统有西域已近半个世纪，竟仍以传统观念之“汉官府”相称。他们远在葱岭之西，更可据此而得说明。
    (四)“西来”之地，从来人姓名为“康×××”、“吐火罗××”，可以推见，他们应该来自“吐火罗王国”、“康居”等地。吐火罗，虽说龙朔时曾受唐之册封③，毕竟，只是十分松散的羁縻。内政种种，是一仍其旧制的。康居自然也是如此。居民中的勇敢者，尤其是商人，虽有远涉东土兴贸求利之心，但毕竟又不可能了解东方唐朝的交通管理制度细节，所以进入西州后受阻，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
    (五)经过西域大地，“东向兴易”。因物质文明差异，物质生活资料互补性强，因此有巨大的获利空间；但语言殊异、文字不同，即使在西域、高昌，也绝不是一个可以凭吐火罗语、康居语就可以自由交流、彼此了解的世界，也绝对不是一个如今天不少学者想象的当年的吐鲁番土著居民中，就是一个以吐火罗语文为主体文化工具的世界。这就自然生发了许多难以想见的困难。审查中，即使说清自己的身份、随行人员、驼、马、驴之来路，东行的目的等等，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所好，高昌县还可以找到了解吐火罗、康居等中亚东伊朗语系语言的译语人。在这件文书中显示其姓名为“翟那你潘”。(第一号文书作“翟那你潘”，第三号文书中作“你那潘”。看来，用汉文记录的书吏，文化背景不同，对译语人的名字并不熟悉才出现如是笔误。)为译语准确无误，译语人在文书中也以划指痕为凭，以示负责。这种译语人及其翻译工作，在人种有别、民族众多、语言殊异的唐代西域大地，是社会生活中十分必要的一环；而且转译准确，也是不能疏忽的环节。因此，译语人必须签字划押，对译意负责，具显着责任精神。
    (六)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吐火罗拂延、康尾义罗施等一行，由葱岭以西进入唐王朝统治下的西域，行至西州高昌，总已有1000公里之遥。缘何在疏勒、龟兹、焉耆等州竟始终未受查验，直至吐鲁番才被发现审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现象。
    唐代经西域交通西方，据《隋书·裴矩传》，有天山北麓、天山南麓、昆仑山北麓三道。吐火罗的位置，主要在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交通西域，正常路线是“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也就是从和田，入叶城，进入塔什库尔干高原，经由瓦赫基里山口，入瓦罕走廊，进入阿富汗。这是裴矩经由调查、记录在案的一条路线。从方位、旅程看，是比较合理的。但上引文书却显示：这批吐火罗商旅明显走着一条少为人注意的径道，竟可以避开唐王朝在南、北大道上设立的诸多关隘，与可能为康居国人的康尾义罗施等昭武九姓胡等一道，突然出现在了西州高昌县境。这表明，实际生活中，肯定还存在一条吐火罗、昭武九姓胡们由葱岭、中亚两河流域一带东行进入吐鲁番盆地的便道。
    从已获考古资料，这条便捷可行的通路，应该就在天山之中。
    天山是一条东西长达4000公里、南北宽达400公里的巨大山系。东段近2000公里在新疆境内，西段则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天山是由北、中、南三条山脉和山系中众多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谷地组成，其间冰川、河道连绵④。西部天山，是古代昭武九姓胡各王国居民驰骋活动的舞台。天山东段，是古代塞、匈奴、月氏、乌孙、突厥活动的理想天地。唐代西州高昌县，从地理空间观察，其实不过是中天山山系中的一块不大的山间盆地。如此的地理形势，以马、驼代步，在天山中间东行西走，并不存在困难；而且，检索以往文献记录、查验现今考古文物遗存，这是可以肯定、也值得进一步分析、研究的历史古道。
    新疆考古所考古队1976年至1978年间，在天山阿拉沟、鱼儿山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曾穿行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和静、阿拉沟、乌拉斯台沟之间，最后进入伊犁河流域新源一带，对天山地理地势及历史文化故实，提供了生动的素材。阿拉沟东口，是由天山进入吐鲁番盆地的隘口之一。王炳华先生曾发掘并论证了唐王朝设置在这里的鸜鹆镇游奕所故址，发掘出土的第八号唐代文书，残纸上仍可见“给使者首领康……六品官一人”等字，为鸜鹆镇游奕所曾供应过来自康居的康姓使者的具体记录。虽然只是一件过分残损、难窥全貌的文书，但说明沿古道穿行于天山谷地、草原，从中亚康国进入唐王朝之西州的路线应该是存在、并可供交通往来的⑤。
    上引文书中的康尾义罗施、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纥槎、安莫延、曹野那、曹伏磨、曹延那、何胡数刺、割罗吉等人，与昭武九姓王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所以，他们对古道的认识应该是了然于心的。从天山中穿行进入吐鲁番盆地，到达高昌县，并不存在困难。他们的如是行进，增进了我们对这条路线的深入一步认识。昭武九姓胡居处在西部天山谷地，与新疆交往比较方便。因此，吐火罗拂延、康尾义罗施等虽没有相关证明身份的文件，在高昌县申领过所，“请乞责保”时，还真没有遇到困难。众多保人随即被找到，这中间有“庭、伊百姓康阿了、伊州百姓史保、庭州百姓韩小儿、乌耆人曹不那遮、高昌县史康师”等，都是居留在高昌、庭州、伊州境，已经归化、入籍成为了唐王朝子民的昭武九姓胡；定居在焉耆都督府境内的曹国人曹不那遮，虽非唐王朝直接管辖下的百姓，但定居在焉耆州内，也是合法身份。由他们出面作保、画指为信，保证相关请过所者及随身牲畜，“不是压良、该诱、寒盗假代等色”，是可以为据发给过所的。因为如果申报情况不实，保人是要承担责任，“受依法罪”的。这些细节，具显昭武九姓人在伊、西、庭州数量不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可以凭信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