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您说过索布尔与孚雷的决裂是因不理解引发的，您与孚雷决裂又是因为什么？
    马：孚雷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索布尔回溯性社会学研究的原创性，索布尔对此充满怨恨。我没有与孚雷“断绝”关系，是他和我断交了！我直言不讳地批判他的政治立场和研究方向，但我绝没有想在个人关系上疏远他，我不是这种人。
    周：索布尔在这场论战中有何回应？他写了些东西吗？
    马：索布尔支持我、鼓励我，1970年后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深入思考了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化，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具有多重道路的问题，深化了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工商业资本主义转化道路具有多样性的思考，强调法兰西道路的“特殊性”，以反对把法兰西“模式”看作是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经典”道路的观点。
    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阵营与孚雷的论战是否因索布尔为您1970年出版的《论法国大革命》一书做的序而激化了呢？
    马：绝对是。索布尔把孚雷说成是“修正主义”犯了个错误，因为这是把这场辩论置于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考茨基(Kautsky)与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论战背景下！应该强调的一点是，孚雷的思想属于“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世界各地又被披上了一层新衣。
    周：您本人把孚雷和里歇的思想界定为“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史学”。这是为什么？
    马：我刚才的回答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发现您很好地领悟了这一点，即我的立场与索布尔是不同的：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周：英美修正史学在您看来是同样一回事吗？
    马：不，绝对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成果的增多，所谓的“盎格鲁-萨克逊”史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就日益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受到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唯心主义的)这样的哲学或文化传统的浸润，他们被引导接受这样的基本理论视野，既不会成为相对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又不会让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经常忽视唯物主义的前提。但我注意到也有一些了不起的美国和“盎格鲁-萨克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是应当提到的！
    周：在法国，这场论战的焦点是什么？
    马：显而易见，这是披着史学史外衣，左派和右派，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展开的意识形态-政治论战。一旦涉及法国大革命问题，不管是显而易见的还是隐藏的各种范式系列，都处于对立状态。
    周：为什么阿贝尔·索布尔的个性会引发人们对他的一些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因为他的性格还是他作为法共党员的身份？
    马：他性格热情，出了名的慷慨，为人直爽坦诚，又好斗，这既招致朋友们的嫉妒和反感，又引发了对他的喜爱，诸如让-勒内·叙拉罗(Jean-René Suratteau)、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阿尔芒·萨伊塔(Armand Saitta)、雅克·德罗兹(Jacques Droz)、阿纳托利·阿多(Anatoli Ado)和我本人。我想明确指出这一点，直到1982年去世，他对法共不结盟式的忠诚，挑动形形色色的右派甚至左派反共产主义者攻击他……在法国之外，敌意要小得多，您也注意到了这点。因为在法国，政治冲突总是比别处更富激情：这是自18世纪末期以来反革命活动及其一系列尝试的失败留下的遗产，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乃至到今天，它们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使共和国发生反动性转折的目的。
    周：为什么自奥拉尔、马迪厄，经勒费弗尔到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学派的史学家扮演了三种角色--教育家、学者和共和主义者？
    马：应该指出您提到的三种角色之间是有区别的。但三者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作为法国公民、进步的共和主义者、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或者像奥拉尔一样，仅仅在某种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曾想启蒙法国人民，教育他们的学生，把他们的学说建立在引证缜密的博学和无可置疑的科学创作基础上：从这点说他们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