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我读了马克思一些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易懂的文章。但我尤其读了一些法语经典作家的作品和美国的一些黑色小说……还有让-保罗-萨特的著作！
    周：萨特的著作对您接受马克思主义发挥了作用？
    马：是间接的影响。但萨特身上让我着迷的是“介入”的模式，这促使我拥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周：您曾说过，萨特曾参加过一次索布尔的研讨班。他对法国大革命感兴趣吗？他的观点是什么？
    马：萨特对法国大革命史了如指掌，这要归功于他读了一些一手材料，尤其是1789年春夏的材料，及乱党分子的失败和罗伯斯庇尔权力颠覆的文献。他曾想写戏剧和电影剧本，但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周：您是怎么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
    马：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出于信仰和理性，但我自1952-1953年起在法共内部的“介入”活动也产生了影响。我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职业“历史学家”，是因为我取得历史教师资格后，即在1957-1963年间与索布尔在情感和思想上走得很近。这两种因素从起源上并不重合，但却互为补充。
    周：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史家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有种亲缘关系？
    马：对，当然是这样。乔治·勒费弗尔的情况尤其如此，他阅读马克思的德文原著，接受经济学家的训练。索布尔也是这种情况，米歇尔·伏维尔、我和其他几个人同样如此，但并不适用于所有人。
    周：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哺育了总体史的发展？
    马：您表达的这一观点以另一种形式启发了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曾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没有马克思，谁敢创造“总体史”这个概念？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人类学家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甚至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他的“历史学一元论概念”都是如此。
    周：您说过：“法国大革命史家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兴趣可以由以下事实解释，即它提供了一个从整体上解释历史现象的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并与过于严格的事件史决裂，事件史显然并没有详尽论述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4](P1)
    马：您很好地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对总体上的法国史学史和初期的“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它们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秘，有人承认这种影响，有人给予否定。
    周：在20世纪50年代，长时段的概念是否对法国大革命研究构成了一种挑战？譬如，索布尔对伏维尔说过：“你为什么想研究法国大革命？已经没有人对它感兴趣了。”[5](P113)
    马：总是有以下挑战：思考长时段与短时段或中时段(épaisseur moyenne de temps)的关联，前者探讨结构、并由“趋势”主导，后者总是由具有多重含义的事件居于其中，马克思的“意志”就是在其中形成的。(再晚一点，葛兰西的“意志”，甚至我读到过毛泽东也提到“意志”。)
    周：法国大革命呈现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法兰西式方式，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所持的这种观点早已在中国学界传播开来。那么，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如何形成这一观点的？
    马：您知道，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具有资产阶级特征，这一主题直接来源于19世纪早期法国自由派史学家提出的研究方式：正是在他们身上，马克思发现了论述的基点和证据。但马克思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扩展，并从根本上调转了它的方向，使资本积累与其所有影响之间的辩证过程展现出的原创性得以呈现出来。我们都欠了他们一笔债。
    周：法国共产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法国大革命遗产之间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