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世界史学：以社会主义现代性取代资本主义近代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世界史学科受苏联的影响很深，尽管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了，但这种影响却仍在延续。苏联的这种影响究竟怎么样，现在人们可能仍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好遑下定论。有人说苏联的世界史学观点很僵化，但我觉得，如果说苏联的观点僵化，中苏破裂后随着所谓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运动的开展，中国的世界史学更是僵化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来年里，在中国不光是世界史，整个历史学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阶级斗争史观被推向极端，历史除了阶级斗争再无他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世界史学界对“现代性”的理解，也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过重而缺乏科学性。虽然当时人们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个词汇，更从未把“现代性”当作一个理论概念认真讨论过，但从这个时期中国流行的理论话语来看，学术界对于什么是“现代”似乎还是有自己的特定看法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史学界有一个通行的做法，就是把历史（无论中外）大致分作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部分（也有为方便起见以“二战”结束为界另划出一个“当代”的做法，但一般说来“现代”和“当代”没有本质的差异，总是可以合为一体的），以分别与传说中的马克思所划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相对应：古代--上古对应奴隶社会；中古对应封建社会；近代对应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对应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世界现代史”就是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世界由此便进入了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样一来，“现代性”似乎就成了一种专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或者说成了“社会主义”的专有属性，它与“近代性”截然对立且势不两立，因为后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有属性，终将为前者所超越或取代。尽管没有相关的明确表述，“近代”、“现代”这两个中国词汇实际上也只是西文中的“modern”一词的两种不同译法，但特地用这两个词汇来分别标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历史的这种做法，仍清楚地显示了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的一种意向，即通过为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对“现代性”的专属权，来宣示其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
    四、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现代性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统一
    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无疑是中国学术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前所未有的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不仅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而且由于时局稳定和国际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学习研究的条件也比以往好了许多。
    正是在这个时期，对“现代性”作较科学认识的条件逐渐成熟。其实，“现代性”这个术语本身在中国学术界热起来也是晚近的事，至多不过二十来年，而探讨这一问题的人主要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乃至文艺评论家，他们的论说充斥着共时性的、结构的和思辨的东西，往往忽略了对一些基本历史事实的把握，结果谬见甚多。比如，现代性常常被说成西方性，现代文明也被说成是纯西方的文明，其中没有任何非西方的东西。又如，现代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或者说就是单纯的自由主义，其中没有任何平等主义的关怀或社会主义的成分。在我看来，这些明显的偏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似乎与历史学对这种讨论的参与不够有一定关系。不过，这决不是说史学界从来没有思考过现代性的问题，只是史学界的思考一般都没有采取这种抽象思辨的形式而已。
    历史学的思考总是更具体、更尊重客观事实的。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这个词太抽象，不如“现代文明”来得更贴切。当然，“现代文明”这个词也很抽象，但它毕竟少了一些共时性的色彩而多了一些历时性的意味，因而也就有了丰富得多的历史事实的蕴涵。从历史上看，“文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和“现代性”共源的--它们都源自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更是以理性为最高权威的。而启蒙所讲的理性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工具理性，一种叫价值理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启蒙所宣扬的两个最核心的观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故而作为启蒙运动产物的现代文明，很自然地带有了某种二元特质，即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的“对立统一”，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内部的张力，正是现代文明本身发展的主要动力。也可以说，整个现代文明史就是一部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冲突与妥协的历史。但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却没有看出这一奥妙。直到最近，现代性还在被人片面地归结为自由主义，或作为其派生物的资本主义，甚至是野蛮黑暗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等，其中唯独没有平等主义及其派生物社会主义的位置。而这种被取消了任何平等关怀的现代性，当然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它缺乏正当性，因而必须为强调平等价值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应该说，正是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绝对对立的确信，在20世纪的中国引发了无数狭隘僵硬、残酷无情的政治话语和实践，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阻滞或延缓。
    由此看来，要准确地把握“现代性”的内涵，科学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世界史学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现实功能。当然，世界史学科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绝非仅限于此--这里所涉及的不过是该学科最深层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种意义。对于正日益深广地融入世界的中华民族而言，世界史学科无疑还具有无数层面的基础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意义，这些意义实际上也正在越来越明确地为我们的各行各业所感知。总之，完全可以断言：缺少一个繁荣发达的世界史学科的有力支撑，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很可能只是一种悬浮的凌空蹈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