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的史学解释从两方面强调布朗案判决对民权运动的重要性。
    第一个方面是布朗案判决提升了民权问题的重要性，使之进入全国议事日程[1](p.648)。布朗案判决为取消种族隔离提供了道义和法律支持，刺激了北部白人的良知，他们成为民权的支持者[2](p.869)。杰克·格林伯格赞扬它是当今的《独立宣言》，影响了美国人的思考，是民权运动首要的思想动力[3](p.1522)。布拉德利·坎农指出，最高法院要求彻底改变政策，把民权问题带到全国前线，鼓励黑人挑战种族隔离[1](p.645)。
    但传统的史学解释没有展开充分论证，没有清楚地说明布朗案判决具体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民权问题的重要性；北部白人的良知和对民权的态度在判决前后有何变化，布朗案判决起了多大作用。传统的研究多是结论性观点。从媒体对民权问题的报道、公众对民权问题的关心、国会对民权立法的辩论和议员对民权立法的支持来看，杰拉尔德·罗森伯格认为，布朗案判决并没有提高民权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4](pp.111～116)。布朗案判决后，新闻媒体对民权问题的报道没有出现持续增长。1952年《纽约时报》对民权问题的报道比1954和1955年还要多。媒体和公众更关注蒙哥马利公共汽车联合抵制运动，而不是布朗案判决[4](p.116)。提出民权立法议案的国会议员数量自40年代末以来不断增加，1951至1952年最多，但在布朗案判决后不断减少，1959至1960年最少[4](p.124)。1957、1960和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时，议员的辩论很少提及这一判决[4](pp.118～120)。
    布朗案判决后，北部白人的种族观念没有发生显著变化。1955年，北部白人远不如南部白人那样讨论布朗案判决，只有6％的北部白人认为种族隔离和原子弹、犯罪以及高税收问题一样重要，而持此观点的南部白人则达到30％[5](p341)。1959年7月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布朗案判决5年来，支持它的人数只增长了5％[6](p.202)。直到1963年夏，北部白人才把民权问题看做是美国的首要问题[4](p.130)。此外，布朗案判决后，北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也没有什么变化[7](p.79)。
    对于上述批评，赞同传统观点的马克·塔什内特反驳说，以民权问题的报道数量来说明布朗案判决没有推动民权问题进入议事日程的说法不妥[8](p.177)。塔什内特指出，布朗案判决有重要的文化影响，其基本原则已深入到白人文化之中，南部以外的政治人物发现，公开捍卫种族歧视政策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8](p.176)。
    但迈克尔·克莱曼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布朗案判决的文化影响不比1948年杜鲁门颁布行政命令取消武装力量中的种族隔离更重要。大多数美国人不认为最高法院在道义权威上比总统更大。何况杜鲁门的这项行政命令在10年内取得了成功，而布朗案判决在10年后仍在南部遭到公开藐视，学校取消种族隔离没有什么进展[9](pp.186～187)。黑人和主张种族平等的白人并不需要布朗案判决来使他们相信种族隔离是错的，布朗案判决也没有改变种族隔离主义者的观念[9](pp.188～189)。
    塔什内特在2005年修正了他10年前的看法，认为罗森伯格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同意布朗案判决没有改变北部白人对种族问题的看法[10](p.1707)。这意味着传统的史学解释在布朗案判决对民权运动的第一方面的影响存在高估。
    布朗案判决对民权运动有重要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增加了抗议成功的机会，为南部黑人斗争提供了精神鼓舞。戴维·歌德费尔德认为，布朗案判决增强了黑人意识[11](pp.91～92)。约翰·迪特迈认为，布朗案判决是重整旗鼓的呐喊，推动黑人民众争取社会变革[12](p.67)。罗伯特·诺瑞尔表示，布朗案判决让黑人感到如今平等是不可避免的[13](p.70)。布拉德利·坎农指出，没有1954年的布朗案判决，不会有民权运动的发生和成功，不会有60年代的社会政策，即使有也不一样[1](pp.649～650)。
    布朗案判决的确有这方面的影响，民权运动领导人也强调这一点。马丁·路德·金在1958年曾说，布朗案判决给成千上万的黑人带来了希望[14](p.87)。布朗案判决对一些黑人参加民权运动产生了影响。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威廉斯是60年代一名激进的黑人领导人。他回忆说，自己当时听到布朗案判决的感受“如同昔日奴隶听到解放宣言那样激动”，认为这是“美国民主新时代的开始”[15](p.22)。
    但克莱曼认为这高估了布朗案判决对黑人抗议的精神鼓舞作用。第一，黑人并不一定需要布朗案判决来促成民权要求的合法化。二战的民主观念以及战后政治和经济进步已培养了黑人争取民权的决心和黑人意识。第二，如果说布朗案判决为民权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鼓舞，那么除在蒙哥马利运动后出现过短暂的高潮外，为什么50年代的民权活动反而减少？第三，1940-1954年南部城市已存在大量的黑人运动，布朗案判决不是推动挑战种族关系现状的前提条件。第四，60年代民权斗争提出的目标不是靠最高法院判决实现的，布朗案判决没有鼓励这些示威运动。第五，民权活动家没有特别证实布朗案判决的精神鼓舞作用[14](pp.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