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挑战传统的史学解释方面，克莱曼提出的“对抗性反应命题”最具影响力。他指出，布朗案判决对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直接影响有限，布朗案判决没有改变北部白人的种族观念和提升民权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布朗案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部黑人的期望，刺激他们进行民权斗争，但这方面的影响不能高估，布朗案判决没有推动蒙哥马利运动，对60年代民权立法没有直接影响。
    克莱曼认为，布朗案判决对种族关系变革和民权运动有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它导致南部白人社会发生了“对抗性反应”，造成南部政治急剧右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南部政治人物藐视最高法院的判决，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用暴力对付民权参与者，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在选举中获胜。虽然黑人在这种环境中从事民权运动更易遭遇种族暴力，但反而更受美国社会关注。60年代的美国，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电视中的白人执法官员用暴力对付非暴力示威者的镜头，改变了北部白人在种族问题上的态度。他们向联邦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总统和国会予以回应。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因而获得通过[7](pp.76,85)。
    布朗案判决能造成南部政治右转有三个特殊的原因。第一，南部白人认为布朗案判决意味着联邦政府对南部种族关系的干预。第二，南部白人认为布朗案判决最终会改变南部的种族关系。第三，布朗案判决使种族关系变化从南部白人最为抵制的教育领域开始[14](pp.117～118)。布朗案判决因此引发了白人的“对抗性反应”。
    与以往相比，南部白人的“对抗性反应”在布朗案判决后有三点不同。第一，对南部的贫穷白人而言，种族问题在布朗案判决后高于阶级问题。第二，布朗案判决引起了南部黑人带的白人造反，他们施加了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不相称的政治力量，迫使那些没有全神贯注于种族问题的南部白人遵守共同的规则，使南部白人在种族问题上团结一致。第三，布朗案判决后，当种族问题被种族隔离主义者升高为捍卫州权、抵制联邦入侵时，白人温和派被迫支持白人种族优越论[14](p.98)。
    在克莱曼看来，金在经历多年的民权斗争后转向“创造性紧张战略”，恰恰说明布朗案判决造成的南部“对抗性反应”对民权运动的成功十分重要。60年代初期的斗争表明，当南部官员逮捕非暴力民权示威者时，只要不发生暴力冲突，美国社会和政府并不关注。只有当非暴力运动引发了暴力，社会和政府才把民权当作重要问题来对待。但“创造性紧张战略”的运用和成功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南部执法官员的合作，需要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示威民众[14](p.112)。
    笔者认为，布朗案判决与南部政治右转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克莱曼高估了布朗案判决对南部政治右转的影响。布朗案判决后的初期，南部没有发生大规模抵制。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回忆，他在布朗案判决后两个月内只收到六七百份来信，反对之少和态度之温和出人意料[26](pp.302～303)。特拉华、肯塔基、马里兰、密苏里、俄克拉荷马和西弗吉尼亚州采取行动取消种族隔离。亚利桑那、堪萨斯、新墨西哥和怀俄明州虽然允许地方自主选择，但敦促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27](p.29)。南部白人政治人物没有公开抵制布朗案判决。北卡罗来纳州长威廉·尤姆斯特德宣布遵守布朗案判决，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说话了”[28](p.48)。
    多数历史学家也认为，南部白人的“对抗性反应”与布朗案判决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南部政治的右转与1956年2月亚拉巴马大学短暂取消种族隔离有关。黑人阿瑟瑞恩·露西发起了对亚拉巴马州大学种族隔离的挑战，而这恰好是在蒙哥马利运动爆发两个月后。这时蒙哥马利运动已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刺激了南部白人的神经。露西在布朗案判决后不久便对亚拉巴马大学的种族隔离发起挑战，无疑是火上加油，推动了1956年3月12日《南部宣言》的出台[16](pp.158～159)。
    实际上，南部政治的右转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布朗案判决的态度密切相关。沃伦相信，如果艾森豪威尔采取积极行动，那么情况会大不一样，后来大部分的种族冲突可以避免。但艾森豪威尔从未公开声明布朗案判决是正确的，相反，他对助手说布朗案判决“阻碍了南部进步”[29](p.3)。他在致好友爱德华·哈兹内特的信中说：“目前南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为大多数白人所接受……南部白人在种族隔离下生活了60年，通过最高法院判决来立即和全部推翻它是不可能的。”[30](p.322)虽然他在公开场合持中立立场，但南部白人认为他是秘密地站在他们这一边[31](p.106)。艾森豪威尔的政治立场使南部的政治力量发生右转。到1956年初，南部白人普遍认为，最高法院可以被藐视，布朗案判决可以被否定[31](p.108)。
    虽然克莱曼的“对抗性反应命题”有创新之处，但存在重大缺陷。这表现为论证缺乏史实支持，因果关系甚至颠倒。他夸大布朗案判决对南部政治右转的影响，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没有区分白人针对民权活动的暴力是种族主义本质使然，还是布朗案判决造成的；过分强调南部政治右转对民权立法成功的重要性，忽视黑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把民权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推动归因于南部政治的右转。实际上，无须布朗案判决和南部政治的右转，民权运动亦能导致白人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