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激烈的党派冲突。1798年，在一些联邦党人的倡导下，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 of 1798），谋求加强对出版物的管理，限制反对派言论，制止他们“煽动颠覆政府”。法令的颁布源于党派之争，而其反响的范围与程度却超越了党派。法令不仅遭到民主共和党（简称共和党）① 的激烈反对，而且引起更广泛的抗议，从城市报刊到乡间酒馆，反对法令的“声音”不断扩大。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通过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场所等公共媒介围绕法令进行深入争论，并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
    因为法令的颁布涉及美国的党派之争、政治思想的演变以及公民权利等重要问题，美国学术界围绕法令进行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对于法令颁布与实施过程中的分歧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反响，有学者从两派的政治思想分歧以及政治思想变化的角度来分析；② 有学者从美国言论与出版自由的视角考察法令颁布后的争论；③ 也有学者提出，在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中，办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④ 还有学者探讨了法令颁布后反对派的思想与言论。⑤ 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该法令的关注较少。⑥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梳理法令颁布后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的言行，分析法令引发的反响对“公共领域”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探讨“公共领域”在美国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的功能。
    一、党派斗争与《惩治煽动叛乱法》的制定
    1798年夏颁布的《惩治煽动叛乱法》，原本是一场党派交锋。在党派冲突激烈的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与共和党纷纷借助报刊等出版物互相指责，树立各自的“正面”形象，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⑦ 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党派冲突的推动下，联邦党认为共和党与法国力量联合，在报刊以及公共场所发表的“煽动”言论会颠覆政府，威胁国家安全，试图通过法令消除共和党的影响。可以说，党派矛盾是法令颁布的导火线。
    制宪会议之后，政府精英尽管都在追寻“共和制”的建国理想，却因个人经历、个性与思想不同，在治国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在内政上，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设计出一条依靠国家信用和公共金融体系发展商业与制造业的建国之路。在他看来，过于“虚弱”的联邦政府极易葬送革命成果，导致国家处于无序状态。他支持创办合众国银行，确立新的消费税补充财政收入，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式联邦政府。然而，时任国务卿的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汉密尔顿的主张有悖共和主义原则。无论是合众国银行，还是联邦税收与债务制度，都只会使商人和投机者受益。他担心工商业精英会在经济与政治上压迫平民，使平民丧失独立与自由。他与其支持者坚持认为，“共和主义应该建立在独立、美德和自治”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团结起来，无私地为公共利益”服务。⑧
    在外交政策方面，政治精英也有不同主张。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后不久，一方面，联邦党人害怕法国强大的革命势头会冲击已建立的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倾心于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以维持英美贸易往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他们要求乔治·华盛顿在当时的英法战争中宣布中立。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反对派并不反对中立政策，但更倾向于支持法国革命。他们认为，法国革命继承了美国革命的“衣钵”，掀起“共和革命”，取代了君主制和贵族制，杰斐逊曾将法国革命看作“欧洲自由史的第一章”，⑨ 对法国革命的赞美溢于言表。1794年，联邦党人约翰·杰伊受华盛顿派遣与英国进行谈判，协商处理贸易与土地问题。11月，双方签订条约，以海上贸易权的退让换取英国在北美大陆的让步，但是同时《杰伊条约》也令法国与支持法国的美国人不满。时值英法交战之际，在法国人与支持法国的美国人看来，这项条约打破了美国在英法战争中一直保持的中立，损害了之前关于在英法战争时不单独与英国媾和的承诺。
    面对种种分歧，当时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詹姆斯·麦迪逊公开撰文指责联邦党人违反了共和宪政的原则，将国家推向君主专制，声称自己一方维护共和原则，保护“人民”利益。⑩ 杰斐逊也认为党派分歧不可避免，希望通过反对党制约联邦党对政策的垄断。治国之路上的分歧使政治精英决裂，联邦党以约翰·亚当斯与汉密尔顿为代表，而共和党以麦迪逊和杰斐逊为首，在一系列冲突中逐渐形成两个党派。两派不仅在国会辩论与党内日常通信中进行政论，报刊与小册子等公共媒介也成为他们论战的阵地。
    从党派之争伊始，共和党就通过报刊等公共媒介强烈批判联邦党。1791年，杰斐逊暗中支持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在费城创办《国民报》，树立了反对派报刊的形象，同时他还为弗伦诺在国务院提供了一份翻译工作。1792年，《国民报》刊登题为“共和主义者的随想”的时评，文中表达对政府腐败、社会不平等以及革命思想遭背叛的忧虑。(11) 麦迪逊则在1791-1792年间，以《国民报》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表达对政治现状的不满。他认为，现在的分歧产生在两个集团之间。反共和制的派别偏袒富人，不顾多数人的利益，主张由富人通过军事威慑力管理政府。共和派则厌恶世袭权力，反对不征求“人民”意愿的公共政策，拒绝不符合共和政府原则的政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