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争论与“公共领域”的发展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集会等公共载体与媒介被广泛调动起来，承载着传播信息与相互沟通的使命。联邦党、共和党、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都参与到对话与交流中，“人民”与政治精英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展开互动。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将报刊、书籍、沙龙以及团体等联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媒介视为“公共领域”。(110) 从出版业与其他公共媒介的繁荣程度来看，法令没有限制住反对派的“煽动”言论，由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反而推动了“公共领域”的成熟与发展。
    争论中，报刊、小册子、咖啡馆和小酒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构建起信息交流的桥梁。尤其是共和党报刊编辑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他们建立起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沟通网络。大量的政治信息传播到各地，不仅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参与政治生活，更多普通劳动者通过报刊获取信息，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因为报刊的邮费低廉，订阅时可赊账；各个报刊之间的内容无限制地转载；各地的咖啡馆与具有旅舍功能的小酒馆中，人们能够阅读到免费报刊；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人也通过别人的大声朗读了解到政治，所以报刊成为人们获取政治生活信息的重要工具。在宾夕法尼亚，几乎每间小屋中都有《曙光女神报》。(111) 来自英国的游历者对有声有色的报刊印象深刻，他们描述到，酒馆与农户家中，报刊随处可见，生意人甚至在回家的马车上阅读报刊。(112)
    当然，具有政治功能的出版物与其他公共媒介并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演变而成。哈贝马斯提出，在近代欧洲，通过组织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以及宗教社团，私人自发聚集在一起，在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茶室以及沙龙等公共场所中谈论艺术与文学，随着参与者数量增多，“公共领域”初具规模。由于王室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参与，原先属于贵族特权的自由辩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公开的批评，在公共讨论中，时常涉及与国家实践相关的问题，谈论的主题由艺术与文学转变为政治。这个空间成为“自由的”公共意见能够产生的土壤，也是市民社会作用于国家政治的领域。
    而在早期北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日渐成熟，各殖民地议会下院力量不断增强，推动公众广泛讨论政治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私人生活空间悄然发生转变，各式咖啡馆与俱乐部诞生。清教徒禁酒运动失败后，具有旅店功能的小酒馆在18世纪繁荣起来。乡间酒馆成为讨论村镇事务的平台，各候选人与选民在其中交流理念；而城市的咖啡馆中，消费者不仅免费阅读时事报刊，而且进行政治讨论。(113) 除了酒馆与咖啡馆之外，报刊、小册子等出版物成为殖民地居民讨论时政的重要媒介。18世纪以来，波士顿、纽约以及费城等地先后创办多家报刊，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波士顿创办的《新英格兰报》成为政治评论报刊的先驱。这份报刊不仅登载抨击精英尊贵阶层的文章，而且转载表达自由权利的《加图信札》（Cato's Letters 1720-1724），为当时陈腐呆板的新闻界注入一股生气。18世纪30年代之后，政治评论开始在报刊上形成一些气候，在纽约，以英国报刊《独立辉格党报》（Independent Whig）为蓝本，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约翰·莫林·斯科特（John Morin Scott）以及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等人创办《独立思考者报》（Independent Reflector），抨击时政。
    自从英国政府推行“新殖民地政策”，开始谋求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和控制，各地的公共媒介更加活跃。殖民地人士通过出版物，唤起民众行动，达成共识，使他们有限的力量达到最佳的效果。(114) 他们在各地竖起“自由树”与“自由杆”，张贴海报，鼓舞斗志的话语间时常配有鲜活生动的图片。在一篇署名“弗吉尼亚人”的海报中写道：“美利坚人！醒来！醒来！你们的自由危在旦夕：看看你们的敌人，蜂拥而至，面临战争，武装起来！武装起来！”(115) 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的年历中，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式格言、小诗、政治评论鼓动人民。除此之外，他们还将熟悉的旋律填入新的歌词，谱写出一曲曲号召联合追求自由的歌曲，在民间流传。他们用铿锵洪亮、朴实而激昂的话语，向北美居民传播自由的理念，“即使是最下层的人民，都比以往更加注重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更加喜欢对此刨根问底，更加坚定地加以捍卫”。(116)
    众多出版物与公共场所成为抵制英王统治，争取北美殖民地自由独立的工具。它们将北美居民的情感和行动连接起来，使他们对“美利坚”的认同感进一步巩固，在称呼自己的时候，不再使用诸如“纽约人”或“弗吉尼亚人”，而光明正大地称自己为“美利坚人”。殖民地居民间的相互认同感与自由理念得到升华，有效地推动北美独立。
    从哈贝马斯笔下的近代欧洲社会，至早期北美社会，再到美国革命时期，报刊、小册子以及公共场所将民众从日常生活引入政治生活，推动他们有意识地保护个人权利，防范王权。美国建国之后，合众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民”成为一切权力的源泉。“人民主权”原则为“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表达意见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法令颁布后，蓬勃发展的报刊、小册子与公共场所成为“人民”表示“同意”或“反对”的媒介，报刊维护“人民”权利的功能的话语又反过来诠释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在联邦党势力占优的康涅狄格，《自由之光报》的莫尔斯直截了当地说，他们要独立思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受联邦党左右。(117) 《独立新闻报》的编辑托马斯·亚当斯大声疾呼：“我们再一次发誓，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人民的自由被侵害，公众被压制。我们要尽力抵制侵犯者，将罪恶拉入正义的轨道，无论冒多大的危险，无论是谁保护和参与侵犯的行动。”(118) 他重复着约翰·亚当斯在美国革命时说的话语：“当英国货物税、《印花税法》、土地税（Land Taxes）以及具有野心的权力威胁到我们，使我们贫穷，走向毁灭”，“自由的新闻会维持人民的权威”。(119) 在《黄蜂报》的创办者查尔斯·霍尔特看来，报刊要为民主的讨论树立榜样，为真正的共和利益服务，支持国家有益的法律与宪法。(120) 在法令引发的争论与行动中，通过出版物等公共媒介，“人民”与政治精英开始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人民”的“声音”与共和党的主张配合，形成浑厚而响亮的“合唱”，推动了联邦党阻止“反对派煽动诽谤”的行动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