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史与环境史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新亮点。全球史以宏观视野来理解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处环境中进行多维度考察，注重网络与互动，因此全球史学者也非常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环境史以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主题，由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其变迁涉及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都较大，就其宏观性而言与全球史具有相通之处。这样，一些全球史学者同时又是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文通过对克罗斯比治史理念与方法的探讨，阐明其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的治史思路。
    一、克罗斯比的学术成就与治史理念
    克罗斯比于1931年生于波士顿，195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1955年曾服兵役驻扎在巴拿马，之后从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61年从波士顿大学获历史哲学专业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阿尔比恩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1999年，他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退休，现为该校荣誉退休教授。
    克罗斯比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历史学、地理学和美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他的第一部专著是1965年出版的《美国、俄国、大麻和拿破仑：1793-1812年的美俄贸易与波罗的海》，该书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来，主要探讨了从美国独立战争到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的美俄关系。此后，克罗斯比致力于从生态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历史，主要著作有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2003年出版30周年纪念版），1976年出版的《1918年的流行病与和平》，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2004年出版第2版），1989年出版的《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由《1918年的流行病与和平》修改而来，2003年出版第2版），1994年出版的《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1997年出版的《事实的测量：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2002年出版的《喷火：历史上的发射技术》，2006年出版的《太阳之子：人类能源史》。这些著作反映出克罗斯比的研究兴趣、主题与路径完全迥异于主流历史学家。
    克罗斯比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如何理解现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沿袭韦伯等西方主流学者的思路，而是另辟蹊径，从生态环境视角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在《哥伦布交流》初版序言中，克罗斯比对传统历史学者进行了批评，并由此提出了撰写该书的目的。他说，“历史学者在探寻新旧世界重新接触的真正意义之时，受到传统的局限。生态学者或地理学者在粗略浏览了16世纪的原始资料之后会发现：哥伦布航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但连经济史学者也会偶尔遗漏这一点”。因此，“阐明这一点正是本书的存在理由”。①后来的学术发展表明，该书从生态视角重新解释欧洲向美洲的殖民，颠覆了欧洲殖民者的传统观点，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全球环境史经典之作。
    1994年出版的《病菌、种子和动物》是一部论文集性质的专著，论文围绕生态史这一主题组织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克罗斯比对其先前生态史研究的概括，更能从史学观念上反映他的治史理念。凯文·雷利(Kevin Reilly)称这本书“描述了一条通往生态史的智识之路，这有可能在总体上为世界史确立起一种基本理论”。②该书第一章为“哥伦布航行、哥伦布交流及其历史学家”（该文在1987年曾以单行本形式由美国历史学会出版），克罗斯比对传统史学和全球史视角下的生态环境史作了比较性的评价。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及其后续影响，不同历史学家的解释各不相同。克罗斯比将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分为两类：吟游诗人般的解释(bardic interpretation)和分析性解释(analytic interpretation)。他认为，吟游诗人般的解释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叙事历史学家的产物，他们的叙述以可获得的文献记录为依据，并且具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他们常常只以伟大的白人为中心来组织文本，既不关注那些被埃里克·沃尔夫称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不关心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历史叙述为美国的学者、教师和学生所熟悉和广泛接受，但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是有选择地对历史进行叙述的结果。这种欺骗性同样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会强化欧裔美洲人的种族中心主义。他指出，从事这种叙述的历史学者，“其历史材料总是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日记、回忆录）而不是统计数据，也很少求助于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或其他此类科学，这导致了令人吃惊的历史缺失。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力图撰写关于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鸿篇巨制，却几乎没有提及征服者的最好盟友--天花。有关天花的信息存在于原始材料之中，但并没有作为重要史料纳入普雷斯科特的视野。”③在此，克罗斯比从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传统史学处理哥伦布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批评。相反，对于近年来新兴的分析性解释，克罗斯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由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没有回答当今人们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于是史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解释路径。“历史学家们敞开胸怀接纳了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其结果是，倒进当今史学家之磨的这种谷物，可能会磨损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磨石。”④传统史学方法无法解决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问题，这需要史学的变革。于是，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在研究视野上纳入了整体观，促进了世界史及全球史的发展。仅就欧洲人发现美洲这一事件来说，“引发哥伦布和欧洲人发现和开发美洲的动力是跨民族国家和跨大陆的。哥伦布时代及其之后的原材料、制造品和生物交流，在任何比世界范围小的单位内都不能得到完全意义的描述与分析。”⑤因此，历史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是必要的。分析性解释的史学家不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只将视野局限于白人英雄，而是关注更大时空范围内诸多族群的民众。另一方面，他们在史料方面开始运用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非文献材料，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克罗斯比本人便是这方面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欧洲的动植物传播到美洲，使得美洲的生态环境欧洲化了，这有助于欧洲人的定居。然而，“入侵美洲者的决定性优势并非其动植物--当然也不是他们的火枪和来复枪，印第安人最终会大量获得这些东西--而是他们带来的疾病”。⑥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水痘、百日咳、斑疹伤寒症、伤寒症、淋巴腺鼠疫、霍乱、猩红热、疟疾、白喉和流感，它们导致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这是理解欧洲人成功大量移民到美洲的关键。
    1995年，克罗斯比发表了《环境史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他在该文中对美国环境史作了简单的学术回顾，并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传统史学与环境史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学者对诸如1918年大流感“这样几乎世界性的灾难漠不关心”，只专注于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所说的“显性历史”，“专业历史学者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史没有兴趣，人类活动在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范围的生态系统中常被看作消极的或不起眼的参与者。”而对于美国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而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美国历史学者完全（几乎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巨大而加速的变化，但仍没有从生态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历史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克罗斯比从学术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历史学者不太关心环境问题，是因为“他们被训练把见证者叙述的文献资料置于首位，而真正的环境史材料却只能偶尔散见于日记或自传之中。他们被训练投身于细小历史碎片的细微研究，而环境史学家必须是通才，因为环境变迁很少是几天、几星期或者几年的事情，而且常常只能从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大陆的范围来认识。”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传统史学观念与方法阻碍了环境史的发展。正因为这样，他极力称赞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对环境史兴起的先行作用。因为考古学没有传统史学中注重文本史料的局限，考古学家也不仅仅局限于发掘文物，而是转向关注古代民族如何生存，利用新技术来了解古代的气候和生态系统。这种研究打破了史前史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使那些对生存环境感兴趣的历史学者产生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关注。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史前史和无文本材料的历史成了环境史学者的沃土。在没有文献可用的地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运用那些大范围和长时段的材料：土壤肥力、侵蚀、气候、营养、病患、动植物群”。而这一时期生态学的发展也有助于历史学者以整体观来处理分散的历史材料。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环境史要获得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桎梏，在研究视野和史料运用等方面超越传统史学。在这方面，克罗斯比肯定法国年鉴学派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法国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首先蔑视‘显性历史’，并且不断努力探讨在与有机及无机世界互动中作为集体的人类。”他们的研究倾向，“常常引导历史学者去思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⑦
    由上可见，超越传统史学的狭隘视野与史料局限，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并理解他们的行为，成为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然而，在全球史和环境史刚刚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克罗斯比的史学理念与治史思路似乎具有超前性，并不为当时人们所理解。“《哥伦布交流》一书一直在艰辛地寻找出版社，直到1972年才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学术杂志上的书评，从严厉苛刻到客气礼貌的都有，甚至许多杂志懒得给予评论。克罗斯比所在大学的同事表示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⑧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克罗斯比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了。是什么使他走上了这样一条独特的历史研究之路？克罗斯比在其个人网页上有这样一番表述：“他卷入民权运动，从事黑人研究与教学，帮助建立联合农民工会的医疗中心，领导反越战游行，这些使他在智识上偏离了正统。这样，他对受害者、经济上受剥削者、在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进程中受奴役者的民众的历史，以及对非政治的、非宗教的和被极大轻视的因素--特别是传染病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感兴趣。”“这也激发了他对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兴趣，这一兴趣导致他撰写了几本著作--《哥伦布交流》、《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和《生态帝国主义》”。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