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
    克罗斯比对欧洲扩张问题的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和生态视角，得到当今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的称赞，他的《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史与生态环境史的经典之作。因此，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成为克罗斯比从事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凯文·雷利在给《病菌、种子和动物》作序时，对克罗斯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世界史和生态史都是古典历史学家的话题，希罗多德的跨文化视野中包含了世界史，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包含了生态史，但这两种历史类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神学与哲学的话语模式所取代。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史仍然等同于哲学思考，而生态史几乎不存在。近些年来，世界史和生态史出现了一种“现代复兴”，这与克罗斯比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克罗斯比几乎独自地引导历史学者把注意力转向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正由于其全球性而颇为重要。一些人认为，生态史、新社会史、区域研究、心智史、大众文化史、少数民族和族群研究等新兴历史学分支领域在二战后的蓬勃发展，结果使世界历史成为不可能。但克罗斯比通过他的研究，解答了这些人的疑问。”⑩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下，当人们“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的时候，克罗斯比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治史实践，证明了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向人们表明了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可能性。
    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了他从生态视角来考察欧洲扩张的撰史目的。他提出，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人的移居地成为“新欧洲”，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成了欧洲移民国家，具有欧洲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而更因为欧洲移民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欧洲化，使其成为从生态学上适于欧洲人生存的地区，这是欧洲殖民扩张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在该书“序言”中提出：“欧洲人似乎蛙跳式扩张到了全球”，(11)“为什么会有跨越如此遥远距离的如此大量的民族迁移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欧洲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于，构成新欧洲的各地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它们位于相似的纬度。它们几乎全部或至少2／3处于南北温带地区，也就是说，它们有大致相似的气候。欧洲人自古以来赖以用作食物和纤维的植物，以及他们赖以获取食物、纤维、动力、皮革、骨制品和肥料的动物，都易于在年降雨量为50至150厘米的冬暖夏凉的气候里繁殖”。(12)“欧洲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人类在内，如果竞争不是太激烈，都能在（新欧洲）这些地区繁荣兴旺起来的。”因此，“欧洲帝国主义的成功具有生物的、生态的因素。”(13)可见，在克罗斯比看来，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变得适于欧洲移民居住，这是欧洲成功移民的关键。
    如前所述，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如何理解欧洲的兴起。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每一代历史学者“至少具有一种带有共同特征的看待历史的方式--范式”。但他觉得“范式”一词太“沉重”，因而主张称之为“脚本”(scenario)。(14)“脚本”一词的使用，表明克罗斯比更倾向于认为历史具有由历史学者构建的一面，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会设想出不同的“脚本”。克罗斯比明确提出，他要构建目已解读历史的“脚本”。他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因，至今仍没有得到较好的回答。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自古以来白人就在技术、管理、经商等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脚本”。根据这种“脚本”，欧洲帝国主义成功的原因，在于欧洲人的野蛮残忍、优越的军事技术和资本主义侵略。20世纪末，西方历史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社会与传统史学的奠基者，试图再寻找新的“脚本”。然而，所有这些脚本都带有缺陷与遗漏，它们无法回答欧洲何以兴起的许多疑问。因此，“我们历史学者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手。我们夜以继日地坐在电脑键盘旁构建一种脚本--一种适用于21世纪的脚本，以便回答或者至少面对这些问题。”(15)《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便是克罗斯比尝试构建新“脚本”的努力。在这两本书中，他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考察了欧洲人在“新欧洲”地区的成功。关于这一探讨，他说，“这就是新脚本，我为构建了它而感到自豪。”(16)这也可以说是克罗斯比对自己的史学研究的评价与定位，表明他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探讨，最终目的是要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因此，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扩张，成了克罗斯比为我们从事历史解释所提供的一种“脚本”。的确，这种“脚本”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历史研究的概念范畴，正如凯文·雷利所说：“克罗斯比通过创造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世界历史的范畴--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欧洲--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研究。”(17)
    克罗斯比的历史研究“脚本”包括哪些内涵？总的来说，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环境史的生态视角，是这一“脚本”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在人类历史中，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要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人的行为。在《哥伦布交流》初版序言中，他提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其关系情境(context)，人也不例外。人是一个生命体，为获取食物、衣物和居所而依赖于许多其他生命体。许多生物也依赖于人而获取这些同样的东西。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然后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家，或其他任何身份。……理解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看作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生存在地球上达数十万年，与其他生物体相互影响。一旦把人放进这个恰当的时空关系情境中，我们就能够比较确定（或至少有希望）地考察其历史的某一方面或事件，这样考察的结果，就会与那种情境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而不仅仅使我们走进杂草丛生的小径，引导我们从一位古文物家的瞭望台到另一个瞭望台。”(18)所以，考察人类历史，要与人们赖以行动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从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其中的某一方面，其结论才不会失之偏颇。否则，其结果就只能像是沿着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古文物家的瞭望台所看到的，一种被割断的、孤立的历史。克罗斯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将欧洲殖民者首先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体，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他们在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原因。同时，克罗斯比也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提出了“哥伦布交流”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一方面，欧洲人将天花等疾病带到美洲，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大大帮助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另一方面，欧洲的动植物传播到美洲，美洲的粮食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将人当作生物体置于其生存关系情境之中来考察的历史研究视角，已成为当今全球环境史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次，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传染病具有超越民族、国家与地区的特点，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传播问题，因此是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哥伦布交流》中，克罗斯比探讨了天花对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影响。他提出：“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征服美洲？在我们的正史和传奇故事当中，我们总是强调阿兹特克人、苏人、阿帕契人、图皮南巴人、阿劳干人等抵抗的激烈与顽强，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其抵抗的无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染病“这些杀手随着探险者和征服者来到了新世界。旧世界这些致命的疾病在新世界杀人更有效”。(19)由此印第安人丧失了对欧洲入侵者的抵抗力。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克罗斯比提出，旧世界病原菌的对外传播“奠定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海外成功的基础”，“造成土著人大量死亡和为移民开辟出新欧洲的主要责任者，不是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本身，而是他们带来的病菌”。(20)由于在新旧世界接触之前，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与旧世界的病菌几乎完全隔绝，他们没有经历过旧世界的疾病而缺乏对它们的免疫力，因而一旦接触便大量死亡。“对于旧世界的人们所带来的大多数病菌，他们的抵抗就像婴儿一样缺乏自卫能力。”(21)在《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中，克罗斯比探讨了1918-1919年大流感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他认为，这场大流感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传播到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55万美国人死于这场流感，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总计才42.3万人，远远少于这个国家在10个月之内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至于全世界在这场流感中的死亡人数，他认为一般估计的2100万太低了，因为有人估计仅在印度次大陆就有2000万人死亡，“那么，全世界的死亡人数是否应该估计为3000万或者4000万？”(2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才1500万。所以克罗斯比把这次流感看作一场世界性灾难，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影响。他认为，1919年仍然流行的大流感，可能对巴黎和会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加和会期间，因患流感而表现出“焦虑不安和精神崩溃”，由此影响他的思考和决定能力，这是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不能贯彻到和会中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次患病也削弱了他争取美国国会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努力。(23)柯娇燕对克罗斯比的传染病史研究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认为，“人们对疾病所扮演角色的理解，经历了从简单的传播模式到传染模式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开创性的研究，是克罗斯比于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交流》。”(24)
    再次，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克罗斯比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欧洲人扩张到新世界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在传统史学中添加一些生态学概念或环境因素，不仅仅是将动物、植物或疾病等因素添加到历史研究中，而是从生态学理论出发，将生态上的变化和影响看作系统性的，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他提出，大约1亿8000万年前，泛古陆开始分裂解体，经历亿万年的“大陆漂移”，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球表面海陆格局。泛古陆分裂之后，包括欧洲在内的旧世界的生物系与新世界的生物系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直到欧洲人到达新世界，双方才开始相互接触与交流。他把欧洲人本身及其带往新欧洲地区的所有生物总称为“混成生物群”(portmanteau biota)，并认为“理解它的成功，是理解新欧洲兴起之谜的关键”。而“混成生物群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极为简单，以致它容易被人忽视。它的成员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也就是说，欧洲殖民者向新世界的扩张，是人口、植物、动物和病菌等生物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动，是欧洲的生物系整体向新欧洲的迁移。欧洲人在殖民过程中，旧世界的植物（包括牧草和农作物）和食草动物（包括牲畜）在新欧洲协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了大量土著人，使他们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混成生物群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成员欧洲人所取得的成功，是长期以来在进化中冲突和合作的不同生物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25)同样，他认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后果的探讨，也应从生态系统出发，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欧洲人到达美洲后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