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加激进的人士极力反对限制公共意见。纽约的约翰·汤姆森甚至解释说，同小孩无理由地喜欢不同的玩具一样，人们的思想也总是不同，因此表达不同的思想不能受到限制。(99) 沃特曼指出：“人类的心智本质上要扩展到每个方面”，因为思想的运转是不能控制的，总会对环境自发地作出反应。思想之间通过交流而联合，不可能为“思想的帝国”划定疆界，因而也就无法限制意见的形成。而且，公共意见也不能受到限制，因为在“人们所有的权利中，交流情感是最神圣和最宝贵的”。他相信公共意见是道德与理智的一部分，心智通过获取知识与理智，受到开导，摆脱感情的干扰，所有人都拥有将每个人指向真理的美德。在无限的公共讨论中，真理自然会胜利。(100)
    在面对如何形成公共意见时，反对派提出的观点中既有精英的思考，也包括来自平民的意见；既有温和派，也有激进者。尽管各自的观点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对重要的一点达成共识，这就是：“人民”获取了政治生活的相关信息，才能保证公共意见发挥实效。在题为“出版自由”的时评中提到，形成公共意见的前提是信息共享，并且得到大多数的同意。通过印刷品，原先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信息被更多的人了解，并且比口头指令更加令人印象深刻。(101) 麦迪逊则指出：“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越不容易弄清真实的意见，越容易伪造意见”。“公路、商业、自由的出版物，特别是报刊在人民中的流通”，都能“促进情感的交流”。(102) 他在“1800年的报告”中写道，出版自由是“唯一有效地保护其他权利”的基础。他相信“自由交流，自由地监督公共政策”都离不开出版自由的权利。有才能并诚实守信的公民通过出版物自由讨论，传播观点，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保护“人民”的权利。(103) 曼宁在小册子《自由的关键》中表示，为了防范少数人权力的扩张，人民需要“了解不同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产生的影响；知晓自由政府的原则以及国家的政体；熟悉对个人行动与利益产生影响的法律；探究竞选中官员的真正原则、性格与能力”。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所有自由的人不能受到他人的误导与欺骗，而应该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但是“若没有连续的出版物，这些知识不能获取”。(104)
    联邦党与其反对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既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受到党派斗争中所处不同政治角色的影响，还包含不同的利益需求。从两派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集中在如何形成公共意见以及形成什么样的公共意见等问题上。联邦党认为，政府要防范言论与出版自由被滥用；反对派却表示，要保证言论与出版自由。联邦党提出，公共意见就是要引导“人民”表达对政府的信任；而反对派却强调，公共意见要发挥“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功能。
    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中，两派的不同观点引导着他们“针锋相对”的行动。从颁布法令到共和党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分歧。而在这场广泛参与的政治争论中，联邦党、共和党、支持共和党的报刊编辑与一些民众又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联邦党促成法令之后，根据法令相继指控“有煽动或诽谤”举止的人，其中波及共和党议员、支持共和党的报刊编辑与印刷商，还包括一些生平难以稽考的普通人，先后发生了14起案件。与此同时，他们在争论中，借助大量报刊和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共和党积极促进公共传媒的发展，增进与民众的交流与沟通。在1797-1800年间，至少33位共和党人成为办报人，其中12位在州议会任职，4人是市长，两位是国会议员。(105) 共和党还将他们的主张运用到随即到来的总统竞选中。在1800年总统选举前，他们在各州联合反对联邦党政策的选民，对有地方影响力的选民加紧游说和登记工作。他们在各种公共场所穿梭组织集会，甚至在跑马场、斗鸡场和宗教集会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除此之外，他们向民众发放宣传单与小册子。约翰·贝克利（John Beckly）的小册子《为公共生活的辩护与托马斯·杰斐逊的性格》在费城、纽约、康涅狄格与马里兰共发送4000册。(106)
    共和党的支持者也纷纷加入办报的行列。普通劳动者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收购某报社，更名为《自由之光报》（the Sun of Liberty），发表与联邦党格格不入的言论；约翰·斯诺登（John Snowden）与威廉·麦科克尔（William McCorkle）在他们的报刊中，也谴责法令，赞美当地的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巴德（Robert Bard）对法令权威全然不顾。(107) 在法令颁布前，联邦党报刊数量远远超过共和党。在1795年，将近四分之三的报刊或者支持联邦党，或者保持中立。全国大约只有18家共和党报刊，而且力量分散，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到1798年春，绝对支持共和党的报刊数量不超过10家。而如今支持共和党的报刊数量明显增多。在1800年增加的71家报刊中，有超过30家为共和党报刊；至1800年，支持共和党的报刊共有85家。(108) 支持共和党的编辑或印刷商纷纷更改了以往“公报”、“新闻”或“记录者”的题头，启用含有捍卫言论自由意味的名称，在题头加入“之光”、“之树”、“护卫者”，甚至“自由的胜利”等字样，比如《自由先驱报》以及《自由守护神报》（Genius of Liberty）。共和党报刊编辑更是在题头标明“共和主义者”字样。(109) 可以看出，当更广泛的群体参与到这场争论中，并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践时，这个动态的过程极大地促进了公共传媒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