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邦党看来，正是因为公共意见如此重要，所以要限制无约束的言论与出版物。他们认为，若滥用言论与出版自由，形成的公共意见会危及政府，破坏社会的稳定。当面对反对派在报刊与小册子中的攻击时，他们对绝对的言论与出版自由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联邦党人在为法令辩护时提到，长期以来，没有原则的错误和滥用盛行，使公共意见误入歧途，威胁毁掉整个政府。(74) 穆尔解释说：“自由的出版物是美国革命中最大的幸事，也是值得高度称赞的。若出版物是真实的，爱国的，它们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清除政治中的不纯洁，促进政治的健康发展。但是毫无约束的出版物是不公正的、恶毒的源泉，它远比战争和瘟疫的破坏力更加令人担心”。(75) 亚当斯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也认为，尽管美国人民的良知会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与判断，但是无约束的新闻自由会产生破坏性的言论，会毁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与社会的稳定。(76) 在波士顿，联邦党与共和党看待反对派报刊《独立新闻》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报刊不断刊登批评亚当斯政府政策的文章，共和党赞扬其致力于推动真理与自由。而联邦党根据法令对编辑托马斯·亚当斯提出诉讼，谴责报刊是“新形式的毒药”，它“播下煽动的种子”，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推测”。(77)
    联邦党人对无约束出版物和言论的忧虑，反映出他们对“人民”的认知，因为“人民”获取出版物传播的信息是形成公共意见的关键。联邦党认为，“人民”在理解政治问题时既不理性，也不高尚，容易被煽动性的话语迷惑。尽管国家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人民”有权质疑统治者，有权选择或者罢免管理者，但是联邦党仍然相信普通人很难对国家事务作出正确的判断。曾担任宾夕法尼亚民事法庭法官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艾迪生解释说，政体、立法与行政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要想理解它，需要知识、研究与思考。很难想象，“以现有的教育与知识状况，所有的人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78) 而且因为“人民”极易被煽动和迷惑，所以政府需要防范“人民”的愚笨，应该被赋予足够的权力检查“人民”的热情与偏见。(79)
    在联邦党眼中，“被煽动”的“人民”对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有极强的破坏力。艾迪生指出，与君主制或贵族制相比，在以“人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如果人民没有权力，误导人民的判断，不会产生危害；如果人民拥有全部的权力，误导人民的判断，就会产生可能的最大危害。”(80) 有联邦党人提到，“代表制民主”政府是危险的，如果交流的渠道与“人民”都受到错误的误导，那“人民”就会错误地将好的管理者排除出政府。(81) 1789年以来法国经历的一切证明，“人民”能够被唤起毁灭性的热情，他们通过俱乐部、印刷品以及社团可以摧毁最好的政府。(82)
    对联邦党而言，形成公共意见就是政府要引导“人民”表达顺从，而不是对政府的批评。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指出，联邦政府通过发展商业与制造业满足大众的物质需要，使“人民”达成对政府的信任与服从，公共意见就是“人民”对政府充满信心的表达。(83) 他明确区分了政府与“人民”的职责，指出，政府的官员既然是“人民”的代表，由“人民”选举而来，“人民”就应该尊重并信任他们。“人民”的美德不在于警觉，而在于信任政府。(84) 联邦党人虽然承认“人民”拥有权利，能够自由地选举代表和监督政府活动，但是否认“人民”能够对政府发出指令。他们认为，如果“人民”超越了权利的界限，人民代表制就丧失了意义。(85)
    而联邦党的反对派看待公共意见的视角显然不同，他们更多地强调公共意见监督政府的功能。麦迪逊提到：“只有公共意见才能把我们从头脑发热的总统冲动的举动中拯救出来。”(86) 在党派斗争中，他将公共意见视为“由开明而觉醒的人民为保护他们自由而行使的‘中央权力’”(87) 他指出，“人民”应该“监督”政府，反对那些不合宪的篡夺。(88) 麦迪逊的观点得到了反对派的普遍认同。有人赞同道，联邦党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的行为要接受所有人的监督”。(89) 泰勒则认为，自由地监督人民“公仆”是美利坚人生来就有的权利，也是首要的权利，剥夺了这条权利，他们所有的自由就会丧失。(90) 佛蒙特州拉特兰地区的一张海报也清晰表述了公共意见具有监督功能：“自由地监督代表的公共活动，是防范权力膨胀与腐化的最有效方式。如果出版物不能正常出版，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选民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选，也不能防范政府官员权力扩张。政府沦为社会的祸根，自由与稳定的福祉就会消失。”(91)
    至于如何形成公共意见，发挥“人民”的“监督权”，反对派因为个人身份、地位、经历、教育背景与个性的差异，对此的观点不尽相同。以麦迪逊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提出，一方面要进行广泛的交流沟通。麦迪逊甚至表示：“自由地审视公共特征与相互交流是维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有效方式”。(92) 沙利文进一步解释说，代表制政府要注重公开的政治讨论，使公众形成对管理者的意见。自由广泛地交流思想，可以暴露官员的缺点、不当举止以及制定的不合宪政策。(93) 另一方面，麦迪逊也没有否认政治精英对“人民”的引导，他“不相信每个公民的意见都同等重要”。(94) 他提出，“人民”简单地讨论并不能形成公共意见。汇聚公共观点进而形成公共意见，需要依靠各州和地方政府对观点的提炼，受过良好教育人士的引导，代表与选民交换意见以及代表之间的讨论。(95) 总之，“社会中开明的成员承担着塑造公共意见的重要职责”。(96)
    然而，有人并不主张政治精英对公共意见的引导。威廉·曼宁生前默默无闻，他当过兵，是一名农民，写过很多政论文章。在他看来，普通人可以通过期刊聚集各地民众的想法，组织反抗，促进有效的地方民主，形成地区交流网，再将民主发展至全国范围中。因为通过报刊宣传，知识可在不同的团体中自由流通，这样人民联合无需强大的中心权威。(97) 他认为，“公共意见应自下而上组织，而非自上而下操纵”，政治精英不能将观点强加于公众，人民的代表应站在选民立场上行使权力，成为人民的公仆而非人民的主人。民意是保护自由的，反映多数人利益的关键，不能被压缩。(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