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关系本体论就是国际体系本体论。然而，国际体系并非国际关系的全部本质，它在对国际关系的本体追问中是否具有优先权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布赞和利特尔建构的国际体系本体论，只能被视为国际关系本体论之下的一支而不是国际关系本体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国际体系本质的认识是二元论的，对国际体系的要素和结构分析是历史的，对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则是多元的，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建构则是开放的。但由于他们致力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特别是与世界历史的结合，这就使他们更加接近于物质主义。
    作为当今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布赞和利特尔一道不但试图重构国际关系学，建立一种较为完整的国际体系本体论，而且还试图重构世界史，从而较为系统地回答世界史本体论问题。他和利特尔曾明确指出，以前的国际关系学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宏观论题中未能获得适当的位置，而且即使在国际关系学内部，人们对世界史的兴趣主要是世界体系学派对国际关系学进行成功“殖民”的结果。[1]3因此，他们不但要致力于重建国际关系学，而且还要使国际关系学在各种宏观论题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坚信“国际体系不仅是发展世界史而且是帮助社会科学家们对社会现实进行宏观分析的最有效的单位”[1]3。世界史学科成了他们首选的“殖民”对象。
    由于布赞和利特尔把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视为本体论思考的对象，所以需要运用世界史知识来检验和发展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世界史作为知识体系或学科何以可能，当然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对知识体系或学科的追问，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属于认识论范畴；只有对知识体系或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追问，才属于本体论范畴。实际上，布赞和利特尔着力探讨的关于“世界史”的两个概念，即“哲学的世界史”(philosophical world history)和“科学的世界史”(scientific world history)[1]49，就是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问题。从他们所阐述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概念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更为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思辨的世界史”(speculative world history)和“分析的世界史”(critical world history)。这才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国际学术潮流。尽管他们对世界史概念的分类不够准确，但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独到见解值得注意。如，在布赞和利特尔看来，前者虽能够提供预见性的结构和模型，却往往陷入目的论；后者虽能够提供公正和开放的视角，却往往动摇了传统的学科边界和历史分期。[1]49-52在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秉持着一贯的多元论立场，并梳理、比较了国际世界史学界在分析单位上的不同选择，认为除了历史社会学家以外很少有人明确探讨过国际体系，而地缘政治学视角、文明史以及比较史学等世界史研究都提出了原有的国际体系概念和框架难以匹敌的跨欧亚体系框架。这些理论框架有助于“确立一种进化的、相对的国际体系概念，这种概念将超越现代欧洲及其所创造世界的特殊经验”[1]67。可见，在这里，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只是服务于建构国际体系本体论的工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赞和利特尔不重视世界史本体论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非常重视并试图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在对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以后，他们得出了具有鲜明的“国际关系学帝国主义”特征的结论，即国际体系本体论是国际关系学带给世界史学科的主要贡献。在谈到对世界史的贡献这一问题时，他们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国际体系概念本身。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主导单位、规模、互动能力、过程和结构等概念，为研究世界史提供了一种极其有用的理论框架”[1]386。显然，他们之所以关注世界史知识体系或学科，不仅仅是因为世界史是检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田”，更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为世界史学科找到了全新的本体论依据，为世界史找到了逻辑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布赞和利特尔的国际体系本体论不仅要重建国际关系学，而且还要重建世界史学。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提出了以国际体系为世界史分期的新标准，并据此重新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期，制订了新的世界历史年表。
    如何评价布赞和利特尔为世界史学科建构本体论的努力，确实值得深思。这正如M.曼评价20世纪80年代前后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关系那样，这两个学科在当时都开始摆脱传统学科观念并寻找新的方向，其中的少数人分别组织了“突袭队”(raiding party)，“每个突袭队起初都是被对方最富饶的物产即主导的正统观念所吸引。社会学家立即攫取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国际关系学的突袭队员则直奔社会学‘最核心的’结构，即当时流行的阶级、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不过，双方的突袭队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趁对方不备而进行了夜袭，夺取了对方实际上并不需要的战利品”[8]555。布赞和利特尔并没有像“突袭队员”那样“夜袭”世界史，而是带着礼品拜访了世界史，并在世界史的家园里居住下来。他们公开展示并免费发放了这些礼品，同时期待着吸引更多的世界史土著。这些礼品就是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然而，西方的世界史学界“主要是理论的输出者而不是输入者”[2]200。布赞和利特尔的努力也许只是获得了在西方世界史学界的居留权，还没有跻身世界史的“主流社会”。在非西方的世界史学界与国际关系学界，由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自觉意识日益增强，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是否会受到欢迎和接受，确实还是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他们尽管致力于突破欧洲中心论，但仍未能摆脱它的影响。正如他们自己所坦言的那样，“我们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欧洲中心论的支配”[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