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府《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跃入人们的视野。面对目前最高的国家级战略，中国学界新一轮的“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已扑面而来。在“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遍地开花的今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早年关于“东西交通”的相关研究成果，或许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不无裨益。
    “江户汉子”与“巴黎姑娘”
    “流经日本桥①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②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墙的问题，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③这是宫崎市定1950年为自己的著作《东洋的近世》所撰“前言”的开篇。土生土长的“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中，怎么可能会有金发碧眼的“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但，这就是宫崎市定的史学视野。当然，“江户汉子”与“巴黎姑娘”只是一个隐喻，但就像“柏林墙”与“三八线”所明示的那样，纵贯东西，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东洋史学”是日本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创始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当年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的结果，对日本历史学界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一年，在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的召集下，该校教授及相关高中教师对日本国此后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展开了探讨。会上，该校教授那珂通世(1851～1908)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参照既有的“西洋史学科”，创立与之相应的“东洋史学科”；第二，新创立的“东洋史学科”，尽管依然是以中国史为中心，但必须涵盖东洋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那珂通世将外国史教育分成西洋史、东洋史两部分的提议，不用说是受到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亚洲及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后，尤其是在明治二十年(1887)以后，日本迎来了近代国家的快速成长期，面对“西洋”这个庞然大物，日本的思想界、学术界逐渐产生了自己作为亚洲人的自觉，并逐渐形成了相对于西洋文化，东洋文化同样具有相当的独特性这种时代思潮。那珂通世的倡议，基本上就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反映。④
    那珂通世之所以倡议创立东洋史学，并主张东洋史尽管仍以中国为中心，但必须涵盖东洋各国和各民族的历史内容，这与他自己的史学实践密切相关。明治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886～1888)，那珂用汉文编写了中学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然而，《支那通史》只写到了宋代。那珂认为，元朝以后的历史记载殊不可信，作为蒙元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元史》，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因此深切地感受到，如果真想写出一部周密而完整的元朝史，除以汉文撰成的中国历史外，还必须认真研究蒙古人纵横东西的大历史，尤其是要对控扼东西两大世界交流的西域做出深入了解。此后的那珂，阅读了较多的西洋学者关于西域的研究成果，折服于西洋学者研究领域之多彩、学术视野之广阔以及结论之缜密。晚年的那珂通世以惊人的精力自学了德语、俄语，同时还学习了满文、蒙文，在短短的十年间，完成了许多蒙元史基础史料的校订，尤其是基于蒙古文《元朝秘史》译注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成为蒙元史研究中里程碑式的成果。对那珂而言，费其大半生所钻研的“支那史”，不仅在名称上转换成了“东洋史”，而且在实质上也变成了涵盖东洋各国及各民族历史的“东洋史”。⑤
    之所以不惜笔墨介绍日本“东洋史学”的创立及首倡者那珂通世本人的业绩，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学术研究必须要有广阔的视野，中国史的研究，必须要有世界史的视野。“江户汉子”与“巴黎姑娘”，虽然身处世界的东西两端，但他们之间，气息是相通的。
    “东洋史学”的创立和那珂通世自身的努力，深刻地影响到了此后的日本史学界。与那珂通世有师承关系的两位学生白鸟库吉(1865～1942)和桑原骘藏(1871～1931)均受其熏陶，作为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两大东洋史学科带头人，在欧洲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下，超越了传统的“支那史”，基于世界史的视角，在东北亚民族史、草原民族史、西域民族史、东西交通史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和《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这两种著作在中国尤为人称道。
    宫崎市定即桑原骘藏及另一位中国史学大师内藤湖南(1866～1934)的亲传弟子。⑥1922年进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的宫崎市定，不仅继承了内藤湖南扎实的中国史学功底及中国史分期学说，更受到了桑原骘藏、矢野仁一(1872～1970)、羽田亨(1882～1955)等人东洋史学及世界史学这一广阔视野的熏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史、中亚西亚史、日本史及欧洲史，著作等身，成为20世纪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东洋史学研究者。宫崎广阔的史学视野表现在其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而东西交通史观的运用和实践，主要集中在《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菩萨蛮记》(又名《西亚游记》)《东洋的近世》《中国古代史概论》《东洋史上的日本》《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东洋的古代》等篇章中。⑦
    宫崎市定的研究领域虽属东洋史学，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历史，但其时时观照其他文明、展开对比研究的手法令人瞩目。如其在1965年初版的《东洋的古代》一文“前言”中说：“我研究的出发点，是力图站在世界史的高度，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中国古代的文化、社会与欧洲、西亚的文化、社会进行比较；还有，正如希腊文化、拉丁文化为欧洲人所共有一样，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并不只为中国所独有，而见于整个东亚世界。因此，本研究虽然实际内容是中国，但与此前研究近世和中世时一样，我还是使用了‘东洋’一词。”⑧
    又如，在初版于1940年的《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中谈到中国历史上首个大帝国秦王朝时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巨大帝国。与西方古代历史的比较也颇有趣味。波斯大流士大王统一古代东方诸国是公元前518年，比秦始皇约早300年；亚历山大大帝率兵东征，灭亡波斯帝国是公元前330年，比秦始皇早约100年；迫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压力，应运而生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南征北战，将帝国的版图推向了空前，这一年是公元前261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约40年。在统一以后帝国的统治方策上，秦王朝所采用的手段也与西方如出一辙，东西方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让皇帝的威严光被万民，他多次巡幸，每到一处，都要刻石记功，训导百姓，以垂后世。并以都城成阳为中心，向四方建设驰道，这些重要的军事通道确保了中央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同时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文字及货币。自波斯大流士大王以来，凡是强权君主，在征服各国以后，都会采用几乎同样的手段，确保统一国家的正常运作，郡县制度，就类似于波斯帝国设省置总督的州长制。⑨
    从上引两个段落中频繁出现的中国、东洋、欧洲、西亚、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希腊文化、拉丁文化、大流士、亚历山大、阿育王、总督州长制、郡县制等名词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宫崎史学的视野即世界史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