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亚出发的“文明之车”
    当我们面对世界古代史中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出现的这些特殊文明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文明是相互间没有任何关联而独自发生的呢，还是存在着一个最古老的源头，文明从这里传播到四方，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的文明？亦即文明的一元论或多元论的问题。宫崎市定更倾向于一元论。在初版于1958年的《东洋史上的日本》这篇长文中，宫崎认为：“对人类历史而言，几千年前的时间已经相当遥远了，固然很难举出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论断，但是，我总觉得一元论的传播说似乎更接近事实。”(17)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宫崎认为，人类文明的交往，最好的途径就是商品交易，再也没有像商品交易那样又经济又有效果的了。与历史学家的想象相反，交易并不是在世界已经相当进步之后才出现的，从远古未开化的时代开始，交易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新石器时代，黑曜石、硬玉等制作石器的材料就已经交易到了很远的地方。所谓“完全孤立的人群”和“被隔绝的社会”，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人类的生活本来就像网眼那样环环相扣，只是网眼的大小越是远古就越稀疏而已。(18)
    宫崎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出现的青铜文化逐渐向四方传播，但要想证实它的传播路线是有困难的。然而，印度和中国的青铜文化作为这一传播的结果，则是相对容易推测的。不过，这种传播需要很长时间。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到印度北部，其间约需一千年，然后再传播到中国北部，又需要一千年。这种传播并不是像铺设铁轨那样一步一步地计程前行，而是像马车那样，先在各处建设基地，然后再由此向前进发。因此，途中有些小的基地后来并没有获得很大发展，一直等到到达印度和中国那样的大平原上，大的基地才得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后来那里的发展竟超过了自己的祖国。而青铜文化传到了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后，那里便产生了殷周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源流。(19)在宫崎思考这一问题时，能断定为夏代的青铜器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今天，我们可以把夏代也包含在其中了。
    继而在文明的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铁器文明，其意义不亚于之前的青铜文明。铁器发明的时间及地点也不是很清楚，但在亚述帝国时代(公元前800年前后)已经大量使用，铁制兵器替代了以前的青铜武器。宫崎指出：铁器出现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它的锐利，不如说在于它的价格的低廉和产量的丰富。在青铜时代前后持续的一千多年间，生产不断累积，社会上的金属也逐渐丰富了起来。金属兵器的丰富，很容易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于是古代的“都市国家”(20)开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中央集权的大领土国家逐渐成长。这种倾向，因铁器的出现而愈发明显。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出现了波斯大帝国(前550～前330)。波斯帝国的大一统，基本上决定了西亚文化可能扩张的最大范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波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所有古代帝国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而波斯帝国的大一统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其孕育了以丰富而低廉的铁器为代表的生产和文化。
    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铁器文化，通过以前青铜文化曾经走过的道路向东方传播。但是，两者之间的传播速度却大相径庭，铁器文化的传播速度远比青铜文化快速。这是因为青铜文化一度通过之后，道路便已经铺平。与青铜文化相比，铁器文化是一种锐利得多的文化。一切锐利的文化，其传播速度可以说都是很快的。这两种文化的东传，就好像是公元前3000年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发了一辆青铜马车，过了两千年，从后面追赶上来了一辆铁制的卡车。
    在这两种文化的发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从青铜的发明到铁器的发明，其间大致经历了两千年。这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青铜时代。但是在接受这两种文化的地方，由于接收方式的不同，青铜时代大大缩短了。就中国而言，假设接受青铜文化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么此后追赶上来的铁器文化，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就到达了中国。(21)这样，中国的青铜时代就只有六百年了，因此，与中国的青铜文化共存亡的都市国家也只有六百年左右的历史。因其历史较短，这就使中国的都市国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虽然经历过都市国家的时代，但历史学家却往往看不到这个事实，其原因正是因为在都市国家的文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铁器文化就进来了，随着铁器文化的进入，中国很快出现了大的领土国家。
    从西亚驶向各处的文明之车，其东方之旅，在中国近几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印证。近期，王巍在《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一文中，勾勒出了西汉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东西物质文化交流的基本面貌。王文指出：早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就与西域地区的居民发生了交流。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驯化的黍，从东方逐渐传向中亚、西亚。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已经被运到了西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已经在西域乃至西亚受到了广泛的喜爱，并可能已被销往地中海沿岸。与之相对，大约距今5000年前，源自西亚的青铜冶铸技术、小麦、绵羊、黄牛、家马等手工业技术及家畜，已经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商王朝都城朝歌的贵族们使用的玉器中有部分和田玉，表明此时存在着一条连接中原与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的玉石之路。约3000年前，源自西亚地区的冶铁技术传人我国新疆，至迟在西周晚期传人中原。此外，西亚产的玻璃器、玻璃珠饰、极具欧亚草原特征的动物纹青铜器以及马车等等，也通过西域传入了中国内地。(22)
    王文高度概括了上古时期西亚与中国之间物质文明的交流状况，也是中国考古学者对这一问题作出的首次阐述，其观点与结论，与宫崎市定半个多世纪前的思考基本一致。毋庸置疑，从西亚出发的“文明之车”，装载着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从西一路往东方行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