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生物医学技术应用于病患生命体研究而严重危害病人生命健康的现象，亦在病患组织的不懈努力下得以消除，并推动着病人“知情同意”权的实现。60年代初期，英国内科医生马瑞斯·帕普沃思(Maurice Pappworth)在《人类的基尼猪》(Human Guinea Pigs)一书中，叙述了近二十年在NHS医院里一些以病人做为试验品的事实，揭露了大量的医疗丑闻，反映了现代医学的不可靠性[1](P240-241)。这一事件在英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民众的震惊和愤怒。在病患组织的斗争和媒体的推动下，1974年4月，英国下议院通过了《病人权利法案》(Rights of Patients Bill)。关于医院对病人的非治疗性医学试验，该法案明确规定：区卫生局(Area Health Authority)在每一家NHS医院及其他医院团体成立一个名为“伦理委员会”(the Ethical Committee)的专门机构，以评估医院的人体医学试验是否符合伦理规范。此外，禁止任何NHS医院对任何病人进行医学试验，除非该试验是针对个体病人的直接治疗，或者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得到病人的同意[8](P1-2)。
    此外，医疗服务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也是病人争取的目标之一。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rowlby)提出“分离焦虑”理论，分析了住院儿童缺少父母陪伴对其造成的心理创伤。1969年，鲍尔比通过对精神病患者的观察，发现这些人大多在婴儿时期与母亲长期分离。其他相关研究也显示，婴儿与父母超过一周的分离，会对其成长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因此住院儿童需要经常与父母保持密切联系。“全国住院儿童福利协会”就为病患争取此项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65年，该组织在原“母亲关怀住院儿童”(Mother Care for Children in Hospital)基础上发展而来，宗旨是为患儿父母争取自由探视住院儿童的权利。到1969年，该组织在英国有15个分部3000多个成员，至1974年，几乎每一个英国的重要城市都有其分支机构[1](P234)。医学研究理论的影响和病患组织的努力，最终使医学界和卫生部官员逐渐改变了限制住院儿童父母陪护的看法。
    这一时期还出台了关注病人隐私权的相关规章制度。1966年，丘吉尔的私人医生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出版了《丘吉尔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引起社会各界对尊重病人隐私权的道德争论。另外，对于出现的医疗事故，NHS没有处理病人投诉的专门机构。经过病患组织的努力，1966年，卫生部出台关于医院投诉程序的官方文件，由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负责接待病人对于个别医生的投诉。70年代，英国各界对于病人的相关权利(如隐私权、知情权、自由权)是否写进国家法律存在很大争议。“病人协会”倡导病患的权益，而卫生官员、医生和医院强调病人对临床教学和医学发展的作用，各方围绕此问题长期争论不休。
    虽然关于病人权利的立法未获批准，但病人及其组织对权益的积极争取已成为普遍现象。再加上这一时期侧重于疾病预防而不是治疗的卫生理念，动摇了之前医生的强势地位，患者逐渐被视为独立的行动者，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来看，尊重病人的话语权、隐私权和自主权都逐渐得到了重视，其在医疗界失声和被忽视的情况得以改善。病人的权益和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传统的医患关系受到冲击。此外，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问题在70年代日益突出，该体系导致医疗支出庞大、医院管理官僚主义严重、病人候诊时间较长、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益较差等，严重影响到病人的安全和切身利益。
    1979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执政理念。针对严重的经济滞涨和医疗领域的诸多问题，其改革重点是削减卫生开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赢得国民的支持和信任，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也需要维护NHS的稳定性，但其口号是“将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9](P2)，它成为政府改革的政治策略。于是，上台伊始，撒切尔政府就颁布了《病人第一》(Patients First)的白皮书，表明其医疗改革的着眼点是维护病人的利益。
    撒切尔政府以维护病人利益为旗号，将医疗改革方案从“普遍性”原则调整为“选择性”原则，推动病人成为卫生服务的主动选择者。1989年，政府发表了《为病人服务》(Working for Patients)的白皮书，撒切尔夫人在前言部分强调“我们旨在扩大病人的选择权……病人的需要将永远是最重要的”[9](P2)。文件提议在NHS中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将医疗购买者和供应者分开，成立法人化的公立机构“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General Practitioner Fundholders)，代表民众向医疗机构购买卫生服务。医院必须获得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和地方卫生部门的合同，才能获得资金。“内部市场”的引入，促使医疗提供者和管理者将服务质量置于核心地位。如西道赛特卫生局(West Dorset Health Authority)的发展目标是医疗服务的购买和分配将充分考虑消费者的意见[10](P736)。白皮书围绕着“钱跟着病人走”、实现医疗资源最优化的目标，重新界定了NHS体系内人员的角色和关系，之前病人处于被动接受医疗的地位，改革措施视病人为主动选择卫生服务的消费者。病人对医院的选择权，体现了病人可以获得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医疗服务，凸显了病人卫生服务的主动地位，标志着“以病人为中心(Patient Centered)”②理念的确定。
    80年代，在病患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病人的地位获得医学界和政府的重视。1984年，“病人协会”主席戴姆·伊丽莎白·艾科诺德(Dame Elizabeth Ackroyd)在《医学伦理学杂志》举办的论坛上，反对“接受医生建议是病人的道义和职责”的观点，认为应建立“以良好沟通为基础、医患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专家与学徒之间的关系”[11](P147)。在撒切尔夫人第三次大选之际，病人第一的理念已深入医疗部门和卫生官员内心。1987年，对于政府未来的医改，圣·巴托罗缪(St Bartholomew)医院的产科会诊医生(Consultant)克瑞斯·胡森(Chris Hodson)说：“我们相信医学中病患自身最重要的观点。”[12](P1240)1988年，英国社会服务部大臣约翰·门罗(John Moore)在评论NHS时说：“首先，我们牢记病人个体的利益将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13](P1547)
    撒切尔政府的医疗改革是自1948年NHS实施以来力度最大的调整，其开创的内部市场理念抬升了病人的主动地位。撒切尔夫人下台后，保守党人梅杰继任首相，在医疗改革和维护病人权益方面沿用了前者的基本思路和理念。梅杰政府对NHS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卫生服务中的病人导向，强调病患的满意度和服务的反馈。
    在改善病人权益方面，梅杰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保障病人权益的实现。1991年，该政府颁布《病人宪章》(Patient's Charter)，文件规定了病人候诊的最长时间限制，强调病人拥有知情权、隐私权、投诉权等权利；指出在医学教学中若以病人作为教学素材，必须征得病人的同意，即病人有权拒绝参与医学院的教学活动。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建立以来，《病人宪章》是首次明确列出病人权利的政府文件。然而，该文件对病人权利的界定并不清晰，其与法律权利、社会权利、消费者权利和人权混在一起，从而影响了执行力，宪章相关内容在NHS医院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1992年10月-1993年6月，对英国5150名急诊医院(私立医院除外)的出院病人调查时，发现NHS医院不尊重病人、漠视病人安全和权益的问题依然突出，56%的医务人员就病情与病人缺少沟通，33%的医院对病人的疼痛管理不完善，70%的医院没有告知出院病人相关的注意事项，62%的医院没有告知病人何时可以正常活动[14](P1542)。此外，调查还显示医院没有真正履行《病人宪章》的相关规定。例如医院医生没有明确告知病人包括治疗风险、医疗方案选择在内的治疗建议，医务人员没有告知病人手术的风险和益处，46%的病人不清楚其拥有查看治疗记录的权利，42%的病人没有给予是否参与培训医学生的选择权，4%的病人没有在规定的候诊时间内入院治疗[14](P1544)。由此可见，虽然政策在不断改进，但依然跟不上病人的诉求，《病人宪章》的执行力度亟须加强。
    1995年，《病人宪章》加以完善并增加了新的内容，特别强调缩短病人的候诊时间，住院病人最长候诊时间不超过18个月，门诊病人最长候诊时间不超过26周。1995年9月，包含地方病人宪章的NHS纲要出台，在全科医学领域，病人和医务人员共同参与制定了医疗标准。《病人宪章》对维护病人的权益、凸显病人在医疗服务中的地位及推动政府关注医疗卫生绩效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不能在法律上保护病人的相关权益。
    90年代，医疗模式的发展促进了NHS的改革。医学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紧密相连的学科，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该模式是1977年美国纽约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医学院的乔治·L·恩格尔(George L.Engel)教授提出的，这是一种大医学模式，促使医学走向综合化，提倡医学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病人为中心[15](P70)。因此，它与“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相吻合，即病患是医学的核心，强调将病人视为一种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医疗方法——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③，强调依靠医生的专业技能、经验和临床证据，结合病人的需求，病人和医生共同协商探求最佳治疗方案。该医疗方法进一步促进病人参与治疗和决策，推动病人医疗服务中心地位的实现。
    总之，在撒切尔和梅杰政府时期，“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得以确立，病人在医疗服务中的被动地位得以改变，这是对NHS的重大调整。但是，保守党政府的内部市场改革，包括病人自由选择全科医生、GP资金持有者代病人选择医院的权力等，主要是理论层面的调整，而现实中病人拥有的选择权还比较小。
    保守党政府是“以病人为中心”理念的提出者，而新工党则是该理念的真正实践者。在大选宣言中，工党领袖布莱尔就明确指出，对NHS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以合作的方式恢复NHS为病人服务的公益功能”[16](P363)。他认为保守党政府的内部市场机制导致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碎片化，造成医疗提供者之间的过度竞争，而不是真正以病人的需要为中心。为此，布莱尔政府围绕“患者的需要”，以合作为基础，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开始了英国新一轮的医疗改革。
    布莱尔时期，“以病人为中心”主要体现在加大医疗投入和完善医疗质量监督机制方面。针对保守党削减公共开支造成民众的不满情绪，布莱尔政府于2000年出台了“NHS计划”(The NHS Plan)，明确提出将NHS改造成为“以病人需要为核心”[17](P4)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为此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医务人员、建设新医院。政府计划五年内增加一半卫生预算，扣除物价因素预算至少也要增加三分之一；五年内增加7500名会诊医生和2000名全科医生；到2010年，新建100家医院和500座一站式初级医疗中心[17](P11)。同时，建立两个新的医疗质量监督机构，加强对卫生服务质量的监管力度，以有效地实施“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