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拉伯史学的繁荣期
    泰伯里逝后的三百余年内，阿拉伯历史的车轮滚入了王权羸弱、帝国分裂、群雄并立和外患频至的时期。945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开始沦为布维希人的傀儡；1055年，塞尔柱人取代布维希人，监护着哈里发的一举一动；1096年，十字军开始东侵；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正如安达卢西亚史家伊本·拜萨姆(？-1147年)所言：“荒野孤狼伴，乌鸦单羽翻”。(47)然而，就在社会衰乱时，阿拉伯史学迈入了繁荣期。从十世纪初到阿拔斯王朝灭亡，仅伊斯兰东部地区就有超过1200名史家。(48)这三百余年的阿拉伯史学除了史家和史书的数量庞大以外，还有以下六个特点。
    其一，史学的学科地位提高，而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广泛影响。由于阿拉伯人的学术分科思想深受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49)史学迟迟未能在阿拉伯的学科体系中获得明确的独立地位。著名哲学家法拉比(870-950年)的《科学统计》一书改进了肯迪(801-873年)的哲学分科，却仍然没有给史学安排相应的位置。(50)十世纪末，伊本·纳迪姆(932-990年)的《目录》和艾哈迈德·花拉子米(？-997年)的《科学的钥匙》弥补了这一缺憾，把史学视为一门重要学科来加以详细地描述。(51)阿拉伯史学获得了学科独立地位，表明阿拉伯人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史学的价值和作用。随着阿拉伯文化的深入发展，史学不仅继续汲取文学和宗教学的营养，还吸收哲学、占星术和地理学等方面的成果。例如，麦斯欧迪和米斯凯韦(932-1030年)通过历史作品来阐述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之种种现象的哲学思考。(52)哈姆扎·艾斯法哈尼(893-970年)说：“我只有在星历表中才发现关于他们的年谱的记载”。(53)比鲁尼(973-1048年)在《印度志》(原著为波斯文)中充分表露了他对占星术的兴趣。生活于804-1759年间的著名穆斯林地理学家共76位，其中生活于923-1258年的有28位。(54)他们的著作无疑都包含了丰富的史料。
    其二，“七派争鸣”的局面形成。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的许多基督教徒继续用古叙利亚文写历史。与此同时，六个地域性历史学派共同绘制伊斯兰史学版图。1.伊拉克学派的中心由巴士拉和库法转向巴格达。伊拉克史家们仍然把维护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性视为己任。2.叙利亚学派以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为中心，多效仿伊拉克学派，缺乏独立的历史思想。3.也门学派继续钻研古史。4.在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和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时期，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的史学附属于埃及学派。5.安达卢西亚的史家们喜欢表达浓厚的家国情感。6.在萨曼王朝(874-999年)大臣兼史学家巴拉阿米(？-997年)把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译成波斯文以前，波斯学派主要用阿拉伯文写作。此后，波斯文写的历史著作才逐渐增多。
    其三，史家的职业出身多元化，而且产生了许多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史学世家。除了像艾布·努艾姆(948-1038年)、赫推布·巴格达迪(1002-1071年)和伊本·阿萨奇尔(1105-1175年)等宗教人士以外，还有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热衷于著史：埃米尔，如伊本·马库拉(1030-1094年)、伊本·蒙齐兹(1095-1188年)和伊本·沙汗沙哈(1172-1220年)；大臣，如穆赛比希(977-1029年)和鲁兹拉瓦利(1045-1095年)；法官，如塔努黑(940-994年)和马沃尔迪(974-1058年)；医生，如伊本·布特兰(？-1066年)和伊本·马里斯塔尼(？-1203年)；(55)书商，如伊本·纳迪姆和雅古特(1179-1229年)，等等。这个时代也造就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艾布·法拉吉(897-967年)、伊本·哈兹姆(994-1064年)和伊本·焦济(1116-1200年)等。此外，萨比家族、萨姆阿尼家族、比纳家族、麦格迪西家族、拉兹家族和阿萨奇尔家族等是著名的史学世家。
    其四，伊斯纳德的重要性下降。八至十世纪初，伊斯纳德是评判史书质量的主要标准。此后，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究其原因有三。首先，伊斯纳德自身的局限性。它的保真功能只对伊斯兰教史有效，对于前伊斯兰史、古文明史和外国史却没有多大的用处。(56)其次，泰伯里权威地把历史写到了915年。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说：“在诸多史家中，我以他为准。因为他是完美的伊玛目，是知识的集聚者，是可信之人”。(57)最后，第一手史料备受推崇。麦斯欧迪游历世界三十余年，以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下了盛誉千年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伊本·格拉尼斯(1077-1160年)的《大马士革志》证明了亲身经历和官方文书对于政治史写作的重要性。
    其五，鸿篇巨著涌现。麦斯欧迪的《时间纪事》原稿可能有六千页，可惜仅存250页。(58)马尔祖巴尼(910-994年)的三部诗人传记超过3万2千页。(59)希拉勒·萨比(969-1056年)的《历史》写了40卷(现仅存第八卷)。西卜托·本·焦济(1186-1256年)的《时间镜鉴》也有40卷。安达卢西亚史学巨匠伊本·哈彦(987-1076年)的《坚实集》约60卷(已佚)。(60)伊本·阿萨奇尔的80卷本《大马士革志》耗费了他30年精力。(61)医生伊本·马里斯塔尼试图把《巴格达志》写到100卷，可惜未能如愿完稿。伊本·阿基勒(？-1119年)的《艺术全录》写了400卷还没有写完！(62)
    其六，史书内容和史学思想的深化。阿尔及利亚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尔考(1928-2010年)把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颂扬穆罕默德的丰功伟绩，争论倭马亚王朝的宗教和政治合法性，记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第二阶段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泰伯里去世，历史文学盛行，人的价值、目的和命运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三阶段始于十世纪，历史和哲学开始联姻，理性思维和神学辩护交织，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问世。(63)伊拉克史学家阿卜杜·阿齐兹·杜里(1919-2010年)则把古代阿拉伯史学思想归结为六大类。1.宿命论。安拉规定了一切，人无从改变。2.公正说。人的一切取决于安拉的意愿，但人具有意志自由，同时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贵族观。贵族对伊斯兰文明的发展起着主要作用。4.善恶观。历史是善与恶的冲突过程。5.像麦斯欧迪那样解释历史进程。6，像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那样分析国家兴亡。(64)其中，前五种史学思想在阿拔斯王朝中后期的史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阿拉伯史学在日渐衰微的政治环境中走向繁荣发达。诚如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年)所言：“其原因在于伊斯兰诸王国当时争相用文人和学者为本国装潢门面并以此炫耀，因而学者受到宠爱并被赐以厚禄……这就使许多学者在诸国割据、自立的形势下得以安定下来”。(65)这可以说是阿拉伯史学繁荣的外在有利因素。究其内在原因，史学经过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发展，已经成为阿拉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具有了不断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
    四、阿拉伯史学的延续期和衰落期
    1260年的艾因·扎路特战役证明了马木鲁克王朝(1250-1517年)具有抵抗蒙古铁骑的军事实力。而且，马木鲁克军团还先后多次击败十字军，把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纳入王朝版图。于是，伊斯兰世界东部和西侧的大批学者、工匠和能人异士等纷纷逃往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寻求安身之所。阿拉伯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军团的庇护下得以延续。该时期的阿拉伯史学以埃及开罗和叙利亚大马士革为中心，在编年史、人名词典、传记、地理和行政百科全书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66)在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实现了重大突破。马木鲁克王朝的两百多年是阿拉伯史学的延续期，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史学的官方化。从七世纪开始，历史编纂一直备受哈里发和王公大臣们的关注，但在政府部门中并未设立专门负责修史的职位。实际上，阿拉伯史学的官方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1226-1283年)曾任命以修史而著名的伊本·萨伊(1197-1274年)为“史官”(muharrir al-Waqāi'a)。后者死后，伊本·福瓦蒂(1244-1323年)继承了他的职位，全权负责修史工作。(67)与此同时，马木鲁克王朝的档案馆(dīwān al-lnshā')(68)也兼备了修史的职能。主持过档案馆工作的努伟里(1279-1333年)、欧麦利(1300-1349年)和格拉格山迪(1355-1418年)等人均是当时顶尖的百科全书编纂家。
    第二，史家的阶层化。通过考察马木鲁克王朝时期的史料可见，当时的城市社会主要由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和平民等三个阶层构成。(69)从这些阶层中产生了四类史家。1.“拿剑的人”(arbāb alSūyuf)。他们在处理国家军政事务之余，对历史写作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军事谋略，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政治和军事史参考价值。比如埃米尔拜伯尔斯·曼苏利(1247-1325年)的《伊斯兰史粹》和亲王艾布·菲达(1273-1331年)的《人类史纲》。2.“拿笔的人”(arbāb al-Aqlām)。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任文职工作，例如伊本·阿卜杜·扎希尔(1223-1293年)和萨拉丁·萨法迪(1297-1363年)。3.宗教人士，如扎哈比(1274-1348年)、伊本·凯西尔(1302-1373年)和伊本·哈贾尔(1372-1449年)。4.军人后裔(awlād al-Nās)，如伊本·杜格玛格(1349-1407年)和伊本·塔格利·比尔迪(1409-1470年)。
    第三，史书编纂方法的模式化。沙奇尔·穆斯塔法说：“几乎没有发现马木鲁克—蒙古时期的史家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他们只是继承了前人收集材料、整理文献和编纂著述的路子。”(70)麦格里齐(1364-1442年)的《埃及志》、巴德尔丁·爱尼(1361-1451年)的《历史璎珞》以及伊本·艾巴克(生卒年不详)的《宝库与珍集》等著作的取材无非有三：转抄的、听闻的以及目睹的。编排顺序主要还是按照时间先后(即编年史)、字母顺序(多为集体传记)、朝代、地区、国家和阶层等。
    第四，史书内容的精细化。该时期的史家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编年史的编纂精确到了月和日。伊勒姆丁·巴尔扎利(1267-1339年)的《什哈布丁·艾比·沙玛史续编》是按照月份来编排历史的早期作品。(71)麦格里齐的《埃及诸王史》是该时期的精确到日的典型编年史。伊本·塔格利·比尔迪续编了这部著作，写成《日月之事》。(72)伊本·绥拉菲(1416-1495年)的《历史中的身心逸步》按年分章，再按月份分节，最后按日编写每节。(73)
    第五，历史哲学的奠定。黑格尔说，研究历史的方法有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三种。(74)前二者是上文提及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史家所使用的方法。伊本·赫勒敦对其中一些史家表示不满，他说：“他们对时代发生的变化、对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的兴衰，表现出十分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谈事件最初的情况，不提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事件的发生，也不分析最后为什么结束了”。(75)他修撰了《阿拉伯人、外国人、柏柏尔人的历史纲要和殷鉴》。该书“包括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知识，还有许多大家很熟悉又被掩盖了的哲学道理”。(76)伊本·赫勒敦并不是第一个尝试把历史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人，但他却是成功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至今的人。在这部书的绪论卷成书(1377年)四年之后，伊本·易卜拉欣·伊吉(生卒年不详)试图把神学、哲学与历史相结合，著成《史学宝鉴》。(77)
    第六，系统的史学理论问世。现存最早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文《史学撮要》是卡菲雅吉(？-1474年)在1463年完成的。该文由“前言”、“史学的基础”、“史学的本真与要求”和“学者的尊贵、知识的优越性、记录与思考的指导性”共四个部分构成。(78)卡氏的学生萨哈维(1427-1497年)在该文的基础上，于1492年撰成了第一部比较完备的阿拉伯史学理论专著《为史正名》。该书的主要内容有：1.“塔历赫”的语言学和专业术语定义；2.历史研究的对象；3.历史的裨益和目的；4.如何对历史进行判断；5.那些诽谤历史的人；6.史家应该具备的素养；7.伊斯兰历的创立过程；8.史学家扎哈比对史书的分类；9.34类阿拉伯史书和著名史学家。(79)此外，苏尤蒂(1445-1505年)写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论专文《史学嫩枝》。(80)
    阿拉伯史学发展到马木鲁克王朝时期出现了重大转变。伊本·赫勒敦极力促使阿拉伯史学的研究范式由叙述史学转向历史哲学。(81)萨哈维对史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性论述，以维护史学的尊严。史家们的成就固然取决于其自身才智、经历和学养，同时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前人的史学积累密不可分。敏感史家们所极力表露的忧患意识未能挽救阿拔斯王朝的灭亡。这一方面促使后来者寻求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当时泛起的“历史无用论”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82)而汗牛充栋的传统阿拉伯史书多是述而不论的，未能剖析事物发展的本质。因而，萨哈维等“史学卫士”积极为史学辩护。
    然而，阿拉伯史学还没来得及向理论纵深方向发展，马木鲁克王朝就灭亡了。伊本·伊亚斯(1448-1524年)逐日记载了它的灭亡过程。他写道：“(马木鲁克王朝)素丹突曼贝最后被奥斯曼国王赛里姆施以绞刑了……这种事情，史无前例！”(83)此后，大部分阿拉伯地区逐渐沦为奥斯曼帝国治下的省份，阿拉伯史学坠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衰落期。
    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虽然阿拉伯史学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它陷入了一片黑暗。从数量上看，仅麦加就仍有96位学者写了479种历史论著。(84)宗教人士和苏菲主义者，比如伊本·突伦(1475-1546年)、撒阿拉尼(1493-1566年)、古特布丁·纳哈拉瓦尼(1511-1582年)、艾哈迈德·马格利(1578-1632年)、伊本·艾比·苏鲁尔·巴克利(1596-1676年)以及穆尔台迪·扎比迪(1732-1790年)等留下了一些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史籍。不过，苏菲主义盛行又是导致历史写作在该时期不被重视的原因之一。阿尔及利亚著名史学家艾布·格西姆·萨阿德拉(1930-2013年)说：“历史何以沦落至此？其解释无非有二，其一是苏菲的控制，其二是害怕统治者。”(85)阿拉伯史学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直到杰巴尔提(1754-1825年)的时代，它才开始走上复兴之路。(86)
    综上可见，起步晚、发展快、史家众、书量大、直叙多、议论少、内容繁、记述细和不离神是古代阿拉伯史学的整体发展特点。古代阿拉伯史学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约五千名穆斯林史家给世人留下了约一万两千部史书(其中大部分是用阿拉伯文写的)。(87)史家们大量记述了古代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传说，还塑造了系统的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同时，古代阿拉伯史学也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比如，许多史家过于注重对人的行为的记录，却极少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如，史家们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神学史观的羁绊。
    考察七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阿拉伯史学，它主要在七种“力”的综合作用下向前发展。1.经济实力保障史家群体的日常所需。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无法供养太多依靠写字为生的人。7—11世纪，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众多城市兴盛、璀璨。(88)物质的富足为阿拉伯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条件。2.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倭马亚王朝利用部落宗派主义和阿拉伯贵族维持统治，强调阿拉伯人和部落在政治中的重要性。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则以其家族与先知穆罕默德同属于哈希姆部落支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历史研究因而得到国家的支持。3.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牵引力。阿拉伯史学的繁荣是整个文化体系兴盛的一个方面。在其他学术昌盛的时候，史学益趋活泼。4.精神动力。伊斯兰教是鼓励人求知的，比如“阿丹凭借拥有知识而贵过天使”和“人类因为知识而尊贵”。(89)这是阿拉伯学者们奋笔写史的精神动力源之一。5.人类文明交往的合力。阿拉伯史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阿拉伯的原有历史意识跟犹太史学、古波斯史学、基督教史学以及希腊—罗马史学等世界史学分支的文明交往紧密相关的。唐帝国与阿拔斯王朝的文明交往的结果之一是中国造纸术西传阿拉伯。廉价而实用的纸的推广正是阿拉伯史学巨著得以频频问世的重要前提条件。6.史家们的努力和执着。阿拉伯史学起步晚、发展快，其关键的一点在于有许多像泰伯里那样淡泊名利、以求知为乐，或像伊本·哈彦那样秉笔直书、洞察世事变化的史家。7.史学的内在驱动力。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阿拉伯史书浩如烟海，但缺乏对历史和史学的系统反思。面对严峻现实，伊本·赫勒敦觉得必须创建一门新的学科，专门研究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原因。(90)社会历史哲学由此而生。“文化科学”理论自此兴起。(91)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加深刻地认识古代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史学史中的地位呢？阿拉伯史学和其他世界史学分支一样，从神话传说开始。不同的是，阿拉伯史学和神话之间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西方史学一度沦为神的婢女，印度人把自己的过去埋葬在“一大堆神话中”，(92)中国史学则以“确实可靠性”而享誉世界。(93)阿拉伯史学不像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那样源远流长，但它把历史的真实性和时间意识带到了印度、中亚和撒哈拉，在昌盛时“反哺”了波斯史学，在衰落中滋养奥斯曼土耳其史学。若把阿拉伯史学置于世界史学之林中以确定其地位，则诚如张广智教授所言：“正当西方史学处于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束缚与宗教蒙昧主义的桎梏下，处于一片萧条的时候，阿拉伯史学却灿若河汉，光照千古，它与我国、印度等同时代的其他东方国家的先进史学成就汇合在一起，交相辉映，各显异彩”。(94)因而，怀着对全人类和谐共存的期望，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阿拉伯史学史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