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宅门1912白颖宇：成天提笼架鸟、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最后又做了汉奸，却能在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是个备受争议的人。

《大宅门》中的白颖宇是个个性极为张扬的人物。白颖宇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在大宅门近百年的世事变迁中担当了一个极不体面的角色，在其痛骂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王喜光之后服烟膏而死的那一刻以前，他压根就没做过什么好事。在白颖宇的身上，我们很容易察觉到他为人处世的个人准则——极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人性中自然性的一面，其理应恪守的大宅门中许多符合道德教化的东西被完全封杀了。

白颖宇前前后后所做的各桩毁得败誉之事，无不体现了他的个体追求与本质——一个当仁不让的“私”字。他敢于中饱私囊、侵吞公银：他利欲熏心、厚颜无耻，在白家遭难之时，执意分家：他又甘于为生存和享乐而充当汉奸，如此等等。在常人眼中所有不道德的或是丧失人性的事他都做尽了，就是没做一件对他人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处处为他的“私”找合理的借口并以种种方式推脱自己的责任。由此看来，他似乎是个十恶不赦的地痞无赖的典型，甚至比恶棍韩荣发更可恶百倍。

但作为一个个体而言，白颖宇的行为却可说是符合人的个性标准的。他敢于将个人的“白由”发展与家族甚至民族的发展对立起来，并以牺牲群体利益为代价，使个体奢欲的触须得到极力的延伸。他这种超越了外化事物和群体权益的直接性，驱使他找到了个人“真实价值”的存在，找到了一个自在自为的“本我”。但他这种张扬自我个性发展的异他行为，在那个民族危机四伏、国难家仇祸患毕至而群情激奋的年代里，肯定是难以有容身之地的。他理所当然地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责难。

有学者认为：“将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解释个性自由，而不是充分发挥个人作用从而拉动集体利益，看不到所谓集体利益只能是更高更好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发展。认识上的这种封建性，最终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他的这番话，是基于民族矛盾大于任何个体利益冲突之时，中国在整体救亡和个体自由的历史抉择关头所做出的人性价值认同的取向而言的。而白颖宇从未认真考虑过要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相反地，他更多的是选择逃避或是借机大发国（家）难财。在他身上充分的体现了个体需求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善恶之间，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与群体相背离的一面，为了争取一己私欲（利）放弃或牺牲了包括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族类在内的一切（如沦为汉奸后致其妹妹白雅萍被日本鬼子轮奸）。他也从未因此感到内疚或是寻求自省，在他的眼里，“三爷我是该的”。而且，他还拿公众的利益作为幌子为自己的丑事做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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