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也有的学者从伦理学上为“私”找到了一定的价值依据，从人的个性发展等方面阐明了“私”的合理性，但白颖宇所表现出来的依然是一种人性的沦丧，特别是出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以民族性压倒个性，理应为国家民族的自由牺牲个人自由的历史阶段，他的行为无可辩驳地趋向于“恶”。但细细体味，白颖宇在其“恶”的背后，却又时时体现出对这种“恶”的犹豫不决和其人格向“善”的一面来。

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白颖宇一无是处。他勇于接受新事物——入洋教、用洋物，有时比白景琦还看得开、学得快。这充分体现了他人性自由发展的一面，但这比起他所做的其他恶事来，就显得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了。白颖宇对异教的膜拜虽有着迫于生命个体的脆弱与无助而寻求宗教寄托的一面，但更多的却可看作是他个体性格所寻找到的一种心灵的托归，或可理解为作恶之后在众人面前做出的假惺惺的表象?从他和容神父的交往中能够看出他兴味相投的喜好和两肋插刀的义气来，这中间或许存在着友谊的成分，但他为什么不对同宗同族的人这么做呢?他作为大宅门的成员之一，也同样受到家族文化的制约，对白文氏的持家管制，他至少是敢怨敢怒而不敢言，多有听从的，尤其是白文氏的丧礼上表现得如此的悲切，与平日的为人大相径庭。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善的另一面——孝呢?与《大宅门》中的武贝勒比较起来，他又显得“高尚”得多了。武贝勒在历次的事变中表现得毫无节操，还纵容无赖韩荣发混进白家发迹，以致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大格格和亲儿子的原谅。而白颖宇在生命的尽头却表现得尚有一份志气。他对关少忻的不耻和对大汉奸王喜光的斥骂，也表现了他远没有达到“同室相煎”的极恶之至。

白颖宇的死，一般可认为是其人性的“复归”。他在历次变历中苦也吃过，穷也受过，但从未有丝毫的觉醒，为何到了垂死之时却表现的如此凛然大义呢?大约是编导把他刻画的太坏了，想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大有回光返照的一丝灵光。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在重庆被日军炸死，他在临死时可能依旧会“冥顽不化”。最后，白颖宇“福也享了，孽也造了，死而无怨。”行将闭眼之时，他没有让人照顾家人老小、没有牵挂百草厅的发展，没有对自己充满罪孽的一生忏悔。相反，他唯一记得的竟是一桩“妓债”。在这个时候，个性的张扬与群体利益的失衡，在白颖宇死的时候，依然没有能够找平。这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也让观众体味到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过于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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